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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而抗战后的1937—1940年，财政赤字平均占支出的70％左右，1941年—1945年，这个数字更提高至78％。
战时财政支出主要为军费开销，以1941年为例，政府支出100.03亿，其中军费占到73％。当年收入仅13.1亿，赤字86.92亿。后几年军费所占比重基本与此持平，至1945年增至87.3％。财政赤字、军费开支和增发法币三者在数量上大体是相等的。
军费固然关乎抗战前途，但并非不能削减，消减的关键在于清查空额。美国经济学家杨格在战前就注意到国军“吃空额”的问题，军官“按照他手下部队的人数一次领到一笔整钱，但是他并不向每个士兵挨个发放。这种发放方法，养成带兵官长们惯常吃空额，把根本不存在和已经离开或死亡的士兵薪饷装入腰包，以致最高当局弄不清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有多少军队可以使用。”
1942年10月，杨格建议国民政府削减军队，这样“不仅可以节省开支，还可使政府足以给余下的部队较好的给养；同时就会有更多的人从事工农业生产。”
之后， 孔祥熙也为紧缩军费开支而向蒋建议：“现有部队之实际人数，似应加以清查，切实调整。于必要时，得将各军事机关酌予裁并。”
国军中领军饷的士兵人数与实际人数相差极大，陈诚晚年回忆，他在抗战后期任军政部长时，“国军预算员额为五百万员名，而实际上吃军粮者达七百二十万人。据当局推断，如经核实整编，能有三百万可战部队就很不错。以此而论，半数以上的军费开支都是不实不尽的。”
除了核实士兵人数，孔祥熙还希望严格各项军事支出。他在1939年给蒋介石的密报中说，“在预算所列及核定战务费数目之外，军政部往往以临时支出为理由，商请财务部另行筹拨”；有时“各省往往以军事开支过巨，收不敷支，请求财政部增加补助。无厌之求既难悉应，而国防工事及其他军事设施，地方是否切实办理，及有无虚糜，或藉口索款之处，财政部无从查核。”
孔氏的话中可知，战事紧张常成为地方军事长官向中央索款，而中饱私囊的借口。
紧缩军费不但不会削弱国军，反而能抑制军中腐败，提升战斗力，并减少财政赤字和法币发行量，可谓一举两得。然而因为阻力过大，蒋始终无法将上述建议付诸实施。其后果则是，抗战期间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终至不可收拾。
不过现在毕竟是抗战刚开始的头两年，物价还没有膨胀到几年后那种恐怖的水平，再加上土匪们可不认那些随时可能变成废纸的纸币，交易的时候都要白花花的大洋。
这200大洋换成人民币那可是价值20万，总的来说这个收益还是不错的！当然了，周卫国更清楚，他们的煤和铁矿石远远不止这点钱，当小鬼子将煤运回日本或者是就地售卖的话，所得到的利润至少也有一两倍，甚至于更多，他们拿到的不过是一些辛苦钱而已。
从那个面色高傲的胖子手里领到钱之后，周卫国没有在在这里久待，当即带着兄弟们赶往几公里外的迁安城！
土匪进城在这里并不算是什么新鲜事儿，当这些土匪拿到卖煤的钱之后，往往就要进城大肆的消费一番，一来是要补充一些山寨里的消耗，比如说粮食了食盐了等等，这些东西他们可自己生产不了，需要拿钱从本地商户手里购买。
另外土匪本身就是那种有钱了就及时行乐的主，领到钱之后那肯定要进城里找乐子，比如说青楼妓院，再比如说赌场勾栏，这些都是土匪们平日里最喜欢到的地方。
但是对于他们这帮子土匪，日伪军还是比较在意的，进城可以，但不许带枪！
而且在进城的时候，城门口的那个鬼子小队长还特意的警告了周卫国等人一番，要他们在城里老实点儿，不要想着闹事儿，不然他就会带人砍下他们的狗头，说的好像是真的一样！
周卫国当然不会在意这些了，一个垃圾小队长而已，周卫国要是愿意的话，只需要一把三八大盖就能将他的这个小队给轻松灭掉，嘚瑟个什么劲儿？
好在周卫国也没有和他们计较，他此次进城除了要购买一些必需的生活品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要好好了解一下城里的情况，看看城里的日伪军防备是否松懈，如果他们直接出兵攻城的话有几分胜算！
所以进城之后，周卫国当即将手下的兄弟们都散了出去，该买东西的买东西，该侦查情况的侦查情况，而周卫国自己则是带着大龙在城区晃悠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