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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会根据这些情况汇总做出升黩的决定。
这是朱由检在引导大明官场向务实型转变迈出的重要一步，借此逐步改变地方官员重政治轻财经的理念。
知县做的好不好，将来升迁与否，不再单纯只看赋税，而要看百姓的生活水平。看一年新增的田亩，看亩产量是否提高，看水利设施是否完备，看商品市场是否繁荣。
州县主官要根据当地实际，鼓励具有特色的各种手工业的繁荣和发展。
比如，某个县有大量的林业资源，当地百姓有用树木枝条编织各种器皿的传统，那你这个知县就该大力扶持这种地方特色产业，鼓励农户创办扩建各种作坊，争取使更多百姓除了粮食外有了其他收入。
朱由检会让四海商行参与其中。
四海票号要在这种州县开展小额的放贷业务，利息要降到微利即可，其产品收购经销则有四海商行负责。
票号对类似这种小微产业起到的主要是推动其发展的作用，而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这点蝇头小利对于四海商行这个庞然大物来说根本微不足道，但具体到贫困已久的百姓身上，一文钱十文钱也许就会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除了配备到县的御史、锦衣以外，督察院与锦衣卫还会派遣专人暗访巡视，以防各地有弊情发生。
经过这种潜移默化的引导改变，几年之后才能看出一个州县主官的行政能力，所以这次会试的结果并不重要。
若是其中有表现突出的地方官，拔擢重用是肯定的，朝廷也会将其成功的经验以行文的方式向全大明推广，使其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
而对于庸懒散官员的处置，朱由检暂时还未想好。
在这个时代，能力突出、接地气的官员太少了，大部分官员端上金饭碗之后便丧失了进取心。
只能升不能降的潜规则很难改变，牵扯的人太多，面积太广，后世那么严格的制度都无法解决，何况现在。
能者上、庸者下，这个想法太过理想化，你不打破固有的体制，怎么做到？
虽然朱由检已经给孙传庭下令，在破而后立的陕西率先施行不拘身份、只看能力选拔官员的举措，但目前并未收到孙传庭关于这方面情况的具体奏报，看来他也不敢轻易更改既有的制度和规则。
文人集团对官位与权力的掌控很难被打破。
你一个胥吏杂官再有能力，但你一没中举、二没中试，凭什么就要做到地方主官？置我们这些寒窗苦读的正牌举人进士与何地？
朱由检现在唯一想到的一点就是分权。
将科举出身官员的权利分出去。
知县下面不是有县丞、主簿吗？那就试着加强佐贰官的权利，仿效后世的分管制度。
知县知州名义上依旧是一地主官，大事还是由主官说了算，但具体办事的权利要分散。
其实这些举措都属于细枝末节，朱由检最终的目的就是减少官府对地方生产活动的干预，最大限度的减轻官员胥吏对百姓商人的盘剥，尤其是各种巧立名目的收费行为。
如果按照比例来讲，相对于大明一亿左右的人口，大明官员并不多。
后世曾经有资料证明，大明从太祖到崇祯的两百余年里，总共只有十几万官员，其中进士官有两万多人。
也就是说，明朝皇帝手下最多时手下一共有两万多官员，比起后世庞大的公务人员群体来说，根本微不足道。
这两万多官员数目，还是按世宗、神宗这样在位时间长的帝王来算的。
但虽然官员不多，但州县衙门中的胥吏衙役杂役却是太多了。
这些人的薪资朝廷是不会发放的，那他们怎么养活自己和家人？
盘剥压榨百姓就成了他们收入来源的最重要途径。
他们采用什么手段盘剥朱由检虽然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是想方设法从百姓身上搜刮。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让百姓把对他们的仇恨转嫁到官府身上。
但地方官还真离不开他们。
地方官府每年收取各种赋税需要大量的人手，离开这些人谁去做事？
如何去限制这群人呢？
首先就是要将他们列入吃饷之列，让他们成为体制中的一员。
其次就是限制杂役的数量，减少各种临时工。
再就是让地方锦衣卫加强对他们的监督，以狠厉的手段清除他们中的害群之马。
对付这些人不会引起任何一方的反对，只会获得各方一致的好评。
这一切都要建立在皇权下到州县之后进行。目前锦衣卫还未大规模的往州县派遣，等扫盲运动完成后就开始下派，几万人的庞大队伍，人手足够使用。
御史下派就有点麻烦，本身人手就少的可怜，每个州县都派遣根本不现实。
这个也不难解决。
目前在京城准备参加会试的几千名举子不就是现成的候选御史吗？
朱由检前段时间提出的重建国子监，就是他改革大明官场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