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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工干部毕竟是专业的。只用了两天,两个政工干部按照蒲素的提醒,伪装成抵抗组织的身份分别对三个叛徒进行了审问,获得的资料和情报非常有价值。而且彻底搞清了三个人的来龙去脉。

    农庄内,蒲素看着摊在桌上厚厚的三摞审讯材料实在是没有准备。随手翻开徐恩佐的材料粗略一看,边区政工同志扎实和细致的作风实在是到了到了令他惊讶的程度。所有的供述,都清晰标注了年月,甚至精确到了日,以及其他参与人员等等。

    徐恩佐,时年32岁,乃是一个来自靖江的一个流动商贩的儿子。他14岁来到上海,之前读过五年小学和三年私塾,此后,与一个阿姨住在静安寺路和哈同路的转角处。在读了六个月的小学后,他在汉口的一所中学读了一年,然后回到上海,在父亲的一个朋友店里学做手表生意。在四年的珠宝商学徒生涯里,他还在一家私立夜校上课。可谓是自强不息,比较励志了。

    1931年初,他学徒期满,于是打算自己开一家珠宝店,商号“兴祥”,位于英租界的八仙桥附近。几个月后,发生了满洲铁路事件,徐恩佐立即停止营业,参加了万国商团,以更加有益的方式为祖国服务。

    徐恩佐当时参加的上海市民义勇队拥有500名成员,一个名叫王炳南的律师利用福州路上的一家丝绸店,开设了一个办公室。1932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南市的公共娱乐场进行一些训练后其中的300位年轻人愿意参加对日战争。

    徐恩佐被王炳南任命为一个一个分队的首领,王炳南率队前赴宝山。在此,他们被编入中队,隶属于第十九路军。在于日本人的抗战中,市民义勇队遭受轻微伤亡。之后,他们撤到宋江,作进一步的军事训练。然而,在他们能够重返前线之前,常凯申把十九路军派往了福建,市民义勇队解散,徐恩佐回到了上海。

    1932-1933年冬天,徐恩佐组织了一个“群益社”,具有不同生活经历的五十余名成员聚集在位于八仙桥的他的店铺里,以“增进政治知识”。然而,政治利益并不物化,早在1933年末,徐恩佐就鉴于财政困难不得不解散了这一团体。徐恩佐花了他那住在汉口的母亲2000元钱,在巨籁达路和圣母院路的转角处开了一家兑换店,乐观的命名为“华兴”。

    这家兑换店仅仅只能维持他糊口,但是其拒绝与其他市民义勇队的同志一起,参加“锄奸团”以敲诈和日本人做生意的商人。相反地,当世界经济萧条最终影响到上海的时候,他关闭了店铺,与一位学生朋友潜入蒲柏路上的一家公寓居住。当他得知父亲生病后,便于当年11月回到汉口,但是在他抵家之前,其父也业已去世。

    1934年2月,徐恩佐返回到上海,他在两个朋友——一位是中华书局的编辑,另一位是就读于南洋学院的大学生,后者在北京的父母十分富裕。在同学的帮助下,他在公馆马路与八仙桥路的转角处开了一家亚美钟表店。钟表生意十分兴旺,徐恩佐便在静安寺路开了家分店,将其总店迁至宁兴路,并在夜校上课,以提高自己的教育程度。

    徐恩佐始终怀着爱国心。他再次从自助到互助,与另一个大学生和一个香烟店店主于1936年9月在闸北组织了一个“一心团”。一心团拥有30个成员,大部分是劳工,表面上的宗旨是

    提高人民的政治认识,推进救亡活动“。

    救亡活动致使他与王炳南重新联合。一心团在1936年10月以”别动队“的形式参加了市民义勇队、1937年1月,别动队成员进行了军事训练,并获得承诺,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将会得到武器在敌后打击日本人。但是,这一承诺从未兑现,成员们纷纷离去,别动队就解散了。

    看到这里,蒲素停了停。扪心自问,直到目前,徐恩佐在战争爆发前的所作所为很值得钦佩。家国危难之际,没有袖手旁观,反而积极投身于各项抗日救亡活动中,实实在在的讲,他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情怀高于一般国民标准。

    “他的伤势怎么样了?”蒲素看着在一边的政工干部,老刘问道。

    “来的时候很严重,现在给他吃了点消炎药,好了很多了。主要他当时是被打断了肋骨,一直没有进行治疗,发言之后导致了气管……”

    “久咳之下,骨折部位受到震动就不能彻底固定痊愈,而肋骨那个地方也只有静养恢复……”

    听了介绍以后,知道徐恩佐没什么大碍,肋骨这个位置出现骨折上夹板也没办法,不能固定,只能绑上束缚带静养了。让这边的卫生员先把他的炎症消了再说。

    不管徐恩佐之后到底做了什么,是怎么样投靠到76号的,事情发生那样的变化必定都没那么简单。起码在这之前,他做的比大多数人要好。而且出钱出力,数次加入他能接触到的组织,并且还在解散之后发起互助,成立了一个爱国组织。依靠微薄的经营收入支撑,直到撑不下去,筹措到钱财之后,又再度投身抗日运动,仅仅这些就实在是值得敬佩。

    在关照了看押的同志,给徐恩佐增加营养,保证用水卫生之后,蒲素继续看了下去。

    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翌日,徐恩佐和赵光义(已经到达重庆,军统特工)决定组织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徐恩佐将两爿钟表店卖了1000元,在南市老西门关帝庙设立了一个筹备处。1937年7月15日,在张贴好广告之后,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在关帝庙正式成立,并在此建立了一个训练营。一千多人出席,并聆听了救亡协会会长赵光义和行政处长学恩佐的演讲。

    当时和此后应《中央日报》的广告而前来的一些人,受到了徐恩佐的接见,并被要求将其参加救亡协会的理由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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