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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元知道他的儿子现在就在延安，知道儿子现在的任务是保护根据地，不让敌人把它炸毁，就像当年他和其他同志保护了上海不被摧毁一样。
他知道，儿子正在完成一项既复杂又艰难的任务，但同时他也明白，虽然从上海到延安并不算太远，可是他却不能去和儿子见面，因为这样会使他的处境十分危险
1938年在上海城郊，李广元的司机在本人空袭时被炸死了。司机叫罗土宝。一个温顺，总是面带笑容的小伙子。他为人很正直，李广元知道，他曾拒绝做本特高科的报员，尽管中央保安局第四处曾一再要求他提供有关自己的报告，但是他却一份也没写过。
李广元伤愈后，驱车到城郊罗土宝的遗孀家里去了一趟。房间里没有生火，罗土宝的妻子正躺在上说胡话。他的儿子罗利才一岁半，在地上爬来爬去，有气无力地哭着：孩子的喉咙哭哑了，再也不能喊叫了。李广元急忙请来医生。病人被送到医院，是哮喘肺炎。李广元把孩子抱回家去。他的女管家，一个上了年纪的善良的老太婆，给孩子洗了个澡，饱饱地喂了一顿牛，正准备把他安置在自己的房间。
“请在我的卧室给他铺好被褥，”李广元对她说，“让他和我在一起睡吧”
“夜里孩子吵得可厉害啦”
“或许这正是我的喜好，”李广元轻声回答说，“也许我很想听听娃娃在夜里是怎么哭的”
老太婆笑了，说：“孩子哭有什么好听的？我看那只是受罪”
但是她没敢和主人争辩。夜里两点左右她被吵醒了。主人卧室里的那个男孩扯着嗓子，没完没了地啼哭。
老太婆穿上暧和的过的长袍，匆忙梳了梳头就走下楼来。她看见卧室里还点着灯。李广元把裹着羊毛毯的孩子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里，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还低声地给孩子哼着歌曲。
老太婆从来没见过主人现在这样的面容，这面容变得真是让人难以辨认，起初老太婆甚至还怀疑：“这是他吗？”
平时李广元的面部表十分严厉而又显得年轻，现在却很苍老，但颇为温柔。
第二天早上女管家走到主人卧室门口，犹豫了半天是否敲门。平时李广元总是七点钟就坐下来吃早饭。他喜欢吃刚煎好的夹馒头片，所以女管家六点半才为他准备，她还知道，老爷总是定时先喝一杯茶、，然后在馒头片上蘸点酱油再吃，最后再喝一碗玉米粥。
女管家在李广元家里干了四年，四年里李广元一直按时进餐，从来没有晚过。但是现在已经八点，可卧室里仍是一片寂静。她打开一点门缝，只见在宽大的上睡着李广元和孩子。小孩横躺在上，两只小脚丫顶着李广元的脊背，李广元却勉强地紧靠着边躺着。大概听到女管家开门的声音，他立刻睁开了眼睛，微微一笑，把手指贴到唇边，示意管家不要出声。甚至当他来到厨房想问问女管家要给孩子喂什么的时候，说话的声音还是轻轻的。
“我侄子对我说过，”女管家微笑着说，“只有上海人才把孩子放在自己的上”
“是吗？”李广元惊奇地问道“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他们的习惯”
“那么说，您认为我是上海人了？”李广元说着哈哈大笑了起来。
女管家弄得很窘，满脸通红地说：“噢，老爷，怎么能这样说呢您把孩子放在上，是为了替代他的双亲，这种行为是出自高尚的品德和善良的心愿…”
李广元往医院打了个电话。医院的人对他说，罗土宝的老婆一小时以前已经去世了。李广元查问到死去的司机亲属的住址。但是他的母亲对他说，她现在是自己一个人生活，患重病，无力养活孙子，而她媳妇的亲属在本飞机空袭的时候全被炸死了。李广元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他知道这些况后反而内心感到高兴，原来是现在他可以收养这个孤儿为义子了。如果不是为罗利的未来担心的话，他真的就这样做了。但是他知道那些孩子的命运：先进孤儿院，然后进监狱，再以后就被送去火葬
最后，李广元把小孩送到浙江山区，安置在女管家的家里。
“您说得对，”在吃早饭的时候他微笑着对女管家说，“养育孩子对一个单男人来说负担确实太重”
女管家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很不自然地笑了笑。当时她真想对他说：这太狠心了，而且也不道德，在这三周内孩子对你刚刚习惯，可你又把他送到山区，送到一些陌生人的边这意味着，这孩子必须重新去习惯新的环境，还要慢慢地重新去熟悉夜里睡在他边，小声给他唱歌，哄他睡觉的人。
“我明白，”李广元又说，“您认为这太狠心。可是干我这行的人又能怎么办呢？难道说，让这孩子再次成为孤儿反而更好吗？”
李广元会猜测女管家的心思，这使她感到十分惊奇。
“噢，不是的，”女管家说，“我根本没有认为您的做法太狠。老爷，您的行为是合合理的、非常明智的”
她甚至连自己也不清楚，她刚才讲的是实话，还是因为怕李广元又猜出她的想法而对他撒谎。
李广元站起来，拿着蜡烛，走到桌旁。他拿出几张纸，摊在自己面前，好像摆纸牌占卜似的。在一张纸上他画了一个体肥胖的高个子男人。在下边他本想写上“李事群”，但是他没写。在第二张纸上他画的是丁末村的面孔，在第三张纸上他画了一个很刚强、带着个伤疤的面孔：这是吴四宝。思索片刻，他在第四张纸上写上了几个字：“76号报总部部长”。这是他的上司詹国强的官衔。
一个侦察员，当他处在众多的重要事件接踵而来的时刻，他应当是一个感极其丰富的人，甚至可以说要像演员那样的多善感，不过此刻的感最终一定要服从那严酷无、清晰明确的逻辑。
李广元只有在夜间，不，即便在夜间也只是偶尔才可以感到自己是袁恩，可以思考“做个真正的侦察员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是搜集报，整理客观的材料，然后转送中央，供领导在做政治总结、制定决策时参考？还是做出自己的、完全是个人的结论，简述自己对未来的看法并提出自己的估计？
袁恩认为，如果侦察部门也去关心政策规划的事，那结果会是建议太多而报太少。他还认为，如果侦察部门完全服从于一条预先确定下来的政治路线，那将非常糟糕。汪未经就是这样，他对重庆方面的“软弱无力”确信无疑。根本听不进军人们慎重提出的意见：“并不是想象的那样软弱”。袁恩认为，如果侦察部门总想使政治服从于自己，那同样也是不足取的。最理想的是，一个侦察员要十分了解事件发展的前景，而且能向政治家们提供一系列他认为最合理的决策。袁恩认为，一个侦察员对自己的推测是否绝对正确可以感到信心不足，但对自己推测的充分客观他不能有丝毫怀疑，而应当确有把握。
现在当他最后一次着手研究这几年所搜集到的材料时，李广元就更应当慎重考虑自己所有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因为这是牵涉到整个民族命运的大问题，分析中决不许出现丝毫差错。
詹国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正好在英国，参加了空军，成为了战斗飞行员，拿到了英雄勋章。第一次北伐失败后，詹国强逃到了本，在那里当上了一名飞机驾驶员。有一次，他驾机飞行，遇上了狂风暴雨的可怕天气，但是他竟然奇迹般地把他驾驶的那架单引擎飞机平安降落在一个本贵族在京都的宅邸，在这里他结识了做复三太上校的女儿，并很快把她从她丈夫的边夺走，然后离开本回到了中国。在中国他又与汪未经见了面，决加了国民革命党员组织的游行。游行中受了重伤，但却出人意料地未遭逮捕。不久便迁居到武汉去了，他的本老婆比他早来一步，已经在那里等候他的到来。当时他们囊空如洗，但是他们栖的那家大旅馆的主人也是国民党员，和詹国强同在一党，免费向他们提供食宿。后来旅馆老板把戈林夫妇请到了北平，在那里他们一直住到1927年国内宣布政治大赦令的那天。
大约过了半年，詹国强和其他十一名国民党人当选为国会议员。汪未经因是文人，未能进入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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