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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非党人士,因为他在北伐时期曾为敌人出力卖命,保安部门的同仁们无论如何也不肯原谅他这一点。是常凯申亲自向汪先生为他做了保证,才帮他入了党。不过,常凯申从来不允许丁末村过分地接近自己,他在仔细地观察了解丁末村。慎重地估量着与他接近的可能性,当然要接近,那就要亲密无间,无话不谈,否则就得不偿失了。
“这是怎么回事?”常凯申把这封信读了又读,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是挑拨离间?我看未必。是个神经病人写的?也不是。很像是确有其事倘若写信的是特务处的人,而且丁末村也参与了这些勾结呢?树倒猢狲散,一切都是可能的不过,不管怎么样,至少这是一张可以用来打赢詹国强的牌。到那时我就可以用不着再去看这个坏蛋的脸色,放心大胆地把党的全部资金用我的人的名义,而不用他的人的名义存到中立国银行里去了”
这封信常凯申研究了很长时间,但最终他还没有明确决定该怎么办。
吴四宝打开录音机。他不慌不忙地吸着烟,仔细听着李广元有些沉闷的说话声。
“请问,您在我们的监狱里囚禁了两个月,您觉得可怕吗?”
“你们上台十一年以来,我一直觉得可怕”
“又在蛊惑煽动。我问您在我们牢房里、监狱里那段时间您是不是感到害怕?”
“当然了”
“当然了。假设出现了奇迹,我们把您放出去,您是否还愿意再到这里来呢?”
“不。我根本就不愿意和你们来往”
“好极了。不过,我若是提出希望我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一种绝粹人的关系,作为释放您的条件,您会怎样?”
“和您探讨纯粹人的良好关系,这对我来说只不过是我对待人的一种自然的体现。您如果完全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而不是作为国家的工作人员对待我,那么我就把您完全当作一个人;否则,您能做到几分,我的态度也就有几分相应的改变”
“我将要作为您的救命恩人与您交往”
“您想帮助我,是出于内心自愿呢,还是有什么打算?”
“我在您的身上是有所打算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必须确知您的目的是善良的才行”
“您可以相信,我的目的是再正直不过了”
“您想让我做什么?”
“我有一些朋友,有科学家,党的工作人员,军人,新闻记者。总之,都是些人物。我想请您和这些人谈谈,当然是要等我能劝说领导把您释放之后。我并不要求您向我报告这些谈话的情况。我的确也不能保证没有人在隔壁房间里装窃听器,不过你们可以到树林里去谈。以后我只是想请您谈一谈对这些人的看法,谈谈他们身上有几分善、几分恶。这个忙您能帮吗?”
“就算是可以吧不过,我有很多疑问,为什么您要向我提出这种建议呢?”
“那您就问吧”
“您是不是过分地信任我了,所以把无人可求的事交给我,让我帮助您去做;或许您是在挑唆我,如果您真的是在挑唆,那么我们的谈话就又绕回原地了”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又找不到共同语言了。您依然是党的工作人员,而我还是一个情愿走自己力所能及的路的普通人,而不想当什么组织的工作人员”
“怎么才能使您相信,我不是在挑唆您呢?”
“看一看我的眼睛”
“好了,这样我和您就算是交换过国书了”
吴四宝听完录音之后,吩咐说:“请给我查阅一下有关老师在狱中表现的材料。包括他本人的举止言行,与其他犯人的接触,谈话等等全部材料一句话越详细越好”
一小时后,他要的材料就准备好了,但材料中讲的情况使他感到十分意外。原来在1935年1月老师就被释放出狱了。从案卷里弄不清他被释放是因为他同意为卫队保安处效力呢,还是有其他别的原因。案卷里只有顶哦村签署的释放老师出狱后由李广元监管的指今。仅此而已。
过了半小时,又送来一份文件:老师释放后,第六处的特务李科奇和他一起工作。
“这个人的材料在什么地方?”吴四宝问。
“他和联队长李广元单线联系”
“怎么,连书面记录也没有吗?”
“没有,”资料卡片库的人回答说,“为了对行动有利,所以没有做记录”
于是吴四宝吩咐说:“把这个特务给我找来。要注意,这件事除了你、我和他之外,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李广元对这次与常凯申会面很有信心,因为钓钩上的鱼饵太香了。他慢慢地开着车,在几条大街上绕来绕去,一再地检查车后是否有人跟踪,以防万一,这种检查已经成了他无意识的动作了;最近以来他对什么都不感到惊恐,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经常半夜里被惊醒,整个身心都感到惶惶不安。
那时,他常常关着灯,睁着眼睛躺在床上,仔细地分析自己每时每刻的行动,分析和别人谈话时说的每一句话.哪怕对方是个卖牛奶的,或者是卖报纸的、偶然碰到的一个同车人。李广元总是尽量乘坐自己的汽车,避免意外地与人接触。不过,他认为把自己完全与人世隔离开来也是不高明的,因为什么样的任务都可能接到。到时候一旦自己的行为举动突然有个明显的变化,那就很容易引起监视他的人的警觉,李广元十分清楚,现在在这里每个人都在受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