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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归王室所有，王室实行垄断经营。
这就是专利和专营最早的由来了，特别是专营之法，后世王朝也多有效仿，对盐铁等物资一直实行垄断专营。
不过作为首倡者的厉王却是惹了众怒了，这种断人生计的恶法当然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加上周厉王大肆搜捕反对者，国人们终于忍无可忍，爆发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国人暴动”。
国人是最重要的兵源，失去他们的支持，厉王连像样的军队都组织不起来，于是只能逃离镐京到了彘地，并且之后再没能回去，病死于此。
此时宗周无主，周公和召公根据国人们的推举，暂时代理政事，重要政务则由六卿合议。这种政体，称为共和，代行天子职务，称为“共和行政”，并改称年号为“共和”。
厉王虽死，专利和专营之法却上行下效保留了下来，不过民众疲弊，也收不了多少税收，因而此法也从未严格执行下去。更兼两百多年下来，连周朝最根本的井田制都开始面临崩溃了，更别说此法了。因而久而久之许多人却是忘了此事，只在一些重要矿产的开采上还实行着专利法，对于鱼猎和砍柴伐木等却是不行此法。
此时漕邑大夫重提此法，他做为漕邑封君，山川之主，却也算是有法可依的，这才有了掳掠卫民的借口。所以若真严格按法来说，卫国遗民想要入山伐木，确实是需要经过漕邑大夫同意，购买专利，不然就算是盗窃他的私有财产。
卢布听完高止所言，也回想起前世所学的文言文来，对专利法有了更深的了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是召公曾劝周厉王的话，让他不要堵塞民众之口，而当时民众抱怨的就是此事。
“好啊，没想到我发明牙刷还没来得及向别人收取专利之费呢，倒是被这漕邑大夫领先一步。”卢布心里想着，但恶法毕竟也是法，乃是曾经的天子所定，给了漕邑大夫足够的借口。
众人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也无太好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暂时定下两策。一是让这些家属们将此事闹到国君面前，让更有分量的人前去交涉，毕竟卢布只是中士，漕邑大夫不一定会给其面子。二是做好战事准备，如果交涉不行那就只能硬来，以漕邑的实力，新军却也没多少必胜的把握。
好在漕邑大夫此举旨在掠民为奴，短时那些被掠之人却是不会有性命之虞，最多吃些苦头，众人还可以慢慢谋划此事。
如此，以卢布的军属为首，串联了数百被掠之民的家属，开始不断陈情闹事。又有卢布居中周转，倒也没让这些闹事者吃了大亏。
于是五日之后，国君终于召集众士大夫们议了此事，一番讨论后国君便派了上大夫宁速和大夫弘毅出面交涉此事。卫国君臣借住曹地也不想生事，言道必要时可以赔偿些财物以做伐木之补偿。
可谁知，这边的苦主卫国一副息事宁人的讨好模样，那边的漕邑大夫却是趾高气昂地不愿妥协，两位大夫此去不但没有任何成果还受了不少闲气。那漕邑大夫明言：卫国那寒酸的三瓜两枣他可看不上眼。
而营中民众又闹腾不止，于是国君只得召集臣下再议。这时诸多士大夫却都愿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他们在讨论中也逐渐有了一个共识：漕邑大夫突然发难，而且如此不近人情，未尝没有给卫国君臣难堪，驱赶他们离开漕邑的打算。
这话却是对了，的确这也是漕邑大夫此次行动的应有之意。毕竟此时绿化那是相当地好，荒山上的一些林木值得什么钱，那专利之法也从没见人真那么严苛地执行过。
漕邑大夫作为一邑之君，真正的意图也不是那些卫人农奴，不过是些添头罢了。他虽然碍于曹国国君的旨意，不得不收留了这些卫国的逃难之人在漕邑东边的荒地。但是看着逐渐稳定下来的卫国君臣，并且这些卫人开始不断修筑茅庐甚至城墙，地盘越来越大，逐渐兴旺，漕邑的士大夫们也慢慢从好言好语甚至支援一二，变得有些冷面无情起来。
狄人不知什么时候才会退去，而这些借住漕邑的卫人已恢复了完整的执政体系，又有自己的军队和臣民，如今更开始修建起防御的城墙来。长此以往，若卫民不能回归故土复国，恐怕就要在这漕邑荒地长久定居下来，在此地形成一股不小的势力。
慢慢地，漕邑东边之地或将不再为漕邑的士大夫们所有。而三五代后，荒地或许也能发展成为兴旺的城邑，到时局面甚至会翻转过来，修养壮大后的这股力量有可能反过来倾夺漕邑。
防患于未然，这是漕邑的士大夫们不想看到的。这次掠民不过是漕邑本土士大夫们对卫人君臣的一次警告和试探，也许之后，这样的行动会越来越多。
漕邑大夫不会允许自己的城邑周围出现一股不受自己控制的势力，这侵犯了他的利益。即便国君前来询问，只要自己行事有礼有法可依，国君也不能太过苛责，这就是他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