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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三衙在俸禄、恩荫、礼制等方面始终享有较高的待遇，但其政治地位却以仁宗朝“庆历新政”为界，经过了由低重新趋高的变化过程，中经英宗、神宗、哲宗三朝，至徽宗朝达到顶点。不过，由于北宋以“重文轻武”为国策，严禁武人干政，其作用被严格限制在军事领域，参政、议政权基本上被剥夺。但由于三衙处于统领京畿禁军的特殊地位，其在皇权更迭的当中亦不可避免地发挥着难以低估的影响。特别是从仁宗朝之后，往往是与宰相同心协力，有利、有节地发挥了其握有军事实力的威慑力，多次起到了稳定当时政局的良好作用。这是北宋政治运作趋向文明化、理性化的重要体现之一。
北宋三衙，指的是分统禁军的殿前司和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从总体上看，北宋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武夫横行，长枪大剑指挥政治的历史教训，注意树立宰相、枢密使等文臣的权威，以文制武，防范武将，并有意识地引导社会价值观向重文轻武转变，从而使得管军将帅的地位相比于五代而言发生了显而易见的下降，所谓：“祖宗时，武臣莫尊三衙，见大臣必执挺趋庭，肃揖而退，非文具也，以为等威不如是之严，不足以相制。”[1]（卷1《行在越州条具时政》）
不过，北宋一代，三衙的地位尽管不如五代，但亦不应作过低估计。因为北宋立国开封四战之地，“国依兵而立”[2]（卷24《论国计奏事》）又与辽、西夏发生连绵不断的战争，重视将帅势所必然。三衙，作为“总领中外师旅，内以弹压貔虎，外以威服夷夏，职任至重”[3]（卷45《乞定差管军臣僚札子》）的“武臣极任”，[4]（职官三二之七）其地位之重不言可知。对此，南宋学者章如愚在《群书考索》续集卷44中即准确地概括说：“是故见宰执而声揖，礼也。至其后则惟横杖矣；见两制而连骑通名，至其后则又分道矣。至于熙宁，待遇之礼继于二府，至有寺监召之而不可得者。吁！何其重也。”
一个较为明显的例证就是三衙在北宋享有相当可观的待遇，“其任之也重，则其待之也亦不轻”，[5]（续集卷44）是当时北宋朝野上下的共识，如宋太祖朝就是：“封父祖，荫妻子；荣名崇品，悉以与之”。[6]（卷8）神宗亦批曰：“殿前、马、步军三帅，朝廷待遇，礼继二府，事体至重。”[7]（卷274）所谓“待之也亦不轻”、“事体至重”，除三衙为北宋“武臣极任”，地位居武将之首外，具体说来还大致有以下各种名目：
1.俸禄优厚。武臣俸禄之厚本属北宋俸禄制度的特点，如时人张演有云：“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5]（后集卷21）三衙作为“武臣极任”，当然更为突出，像仁宗朝御史中丞贾昌朝在分析外戚等“恩倖子弟”垂涎三衙职位的原因时就说：“其志不过利转迁之速，俸赐之厚耳。”[7]（卷138）事实也就是如此。为了更直观地说明这一问题，请看下表。
表1三衙（三衙俸禄基本上按照节度使、留后、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的官阶发放）与宰执俸禄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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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俸钱衣赐（年匹、两）禄粟
月贯（千）绫绢绵罗月石
宰执宰相、枢密使30040601001100
参事政事、枢
密副使2002030501100
知院事、同知
院事2002030501100
签书枢密院事150203050170
三衙节度使4004020050010150
节度观察留后20020100100
观察使20020100100
防御使20020100100
团练使1502010070
刺史50201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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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不难看出，三衙俸禄的整体水平与宰执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位至节度使的殿前、马、步军都副指挥使俸禄甚至在宰相之上。（注：此表主要依据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下册第780至784页）《北宋元丰改制前文武官员料钱、衣赐数额表》；并参看诸葛忆兵：《宋代宰辅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
2.恩荫妻、子。恩荫，又称“任子”、“门荫”、“世赏”，是指朝廷根据官员职、阶高低而授给其子孙或亲属以官衔或差遣的制度。北宋恩荫之滥是空前的，仅名目就分为郊祀、圣节（皇帝生日）、官员致仕、官员申报遗表和临时性恩典五大类。从真宗朝开始，北宋恩荫制度趋向固定化，规定：文官自侍御史知杂事以上，每年荫补一人；从带职员外郎以上，每三年荫补一人；武臣从横行以上，每年荫补一人；自诸司副使以上，每三年荫补一人[8](P640)
三衙除依例享受上述待遇之外，还有所谓“初除管军恩例”。以位至节度使的殿前都、副指挥使为例，一是加封母、妻，“母封郡太夫人，妻封郡夫人”。[9]（卷中）二是补亲子或孙一人为閤职。如神宗元丰元年十月四日，以左侍禁贾裕为閤门祗候，“先是，贾逵以经画鄜”延边事得子祐閤门祗候，后除殿前副都指挥使，以例乞除裕閤职，诏止迁一官。至是，逵再乞。上批：‘裕元合与閤职，以遣逵经画边事，特推恩，今逵所乞，乃除殿帅恩例，可依所奏。’”[4]（职官三二之五）又如高宗绍兴元年十月二十二日，“枢密院言郭仲荀乞初除官军恩例，吏部拟申当得閤职”。閤职，乃当时易于升迁的美职，时人至有所谓“宠在閤职”之说。故宋高宗在批准郭氏乞初除三衙恩例后，即有“祖宗待三衙之厚如此”[4]（职官三二之九）的慨叹。三衙其他管军的恩例要略低于殿前都、副指挥使，但亦相当优厚，故真宗朝冯守信为三衙，“其弟尝欲上其子为守信子，以取高荫”。[7]（卷95）此外，因职在亲近，三衙还有时常于皇帝面前请求亲属恩泽的便利条件，仁宗时不得不下诏，要求“官军臣僚非乾元节及大礼，不得非次陈乞亲属恩泽”。[7]（卷136）
3.上殿奏事。仁宗朝规定：“诏殿前、马、步军，今后所奏本司公事，除系常程依旧例转奏外，如有非泛擘划，急速公事，在后殿祗应，便令免杖子，窄衣上殿；若非本司公事，别陈利见，即关报閤门，依例上殿，更不旋取旨。”[7]（卷156）
4.回朝赐宴。自真宗朝开始，三衙回朝朝见皇帝例得赐宴，据《长编》卷84记载：“镇定路都部署、步军副都指挥使、振武节度使王能来朝。故事，节帅陛见必赐宴，掌兵者则不及。至是，特令用藩臣例。有司言能既赴坐，而殿前、马军帅曹璨等皆当侍立，品秩非便。乃诏璨等悉与坐，自是掌兵者率以为例。”
5.揖见宰相。北宋宰相位高权重，仪制煊赫，三衙见宰相，须执礼甚恭，《文献通考》卷58《职官十二》引沈括《笔谈》曰：“三衙内中见宰执，皆横杖于文德殿后，立廊阶下唱喏；宰相出，立阶揖之。外遇从官于通衢，皆避焉。此礼久废，惟内中横杖之礼，至今不废。”但宰相也要以礼相还，如仁宗朝王曾为相，“殿前副都指挥使、振武节度使杨崇勋尝诣中书白事，属微雨新霁，崇勋穿泥鞹直登阶，曾颔之，不以常礼延坐”。[7]（卷103）杨崇勋虽不得预坐，但从此事可以看出在“常礼”即通常情况下宰相是要给三衙设坐的。
6.借官马。三衙皆可借官马，罢职后也可继续留用。仁宗庆历年间以前的制度是“旧制：凡管军皆借马五匹，至罢，犹借留”，庆历八年遂：“诏群牧司，自今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落管军，各赐所借马三匹，殿前、马步军都虞候。捧日天武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二匹；军都指挥使一匹。”[7]（卷165）
7.得亲兵牙队。宋太祖乾德四年，开始严令殿前、侍卫诸军帅及边防监护使臣不得选军中骁勇者自为牙队。宋夏战争爆发后，这一政策有所松动，神宗朝就具体规定官至三衙，即可由朝廷选派军兵为亲兵牙队。如元丰四年当于熙河统兵的宦官李宪要求“乞于宣武、神勇、殿前虎翼差一指挥，为臣亲兵”时，宋神宗即亲笔批复予以驳回，并说明：“所乞亲兵牙队，至管军方许，可札与李宪令知。”[7]（卷313）
8.追封三代。三衙凡位至节度使者，经郊祀后可以与现任宰相、枢密院长官一样追封三代祖先为官。如太宗朝刘廷翰为殿前都指挥使，“尝与郊祀恩，当追封三世，廷翰少孤，其大父以上皆不逮事，忘其家讳，上为撰名亲书赐之”。[10]（《刘廷翰传》）神宗元丰初年，贾逵拜建武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请不俟郊赦赠三世官，神宗曰：‘逵武人，能有念亲之志，其特听之’”。[10]（《贾逵传》）
9.丧仪。北宋对三衙将帅丧仪的制度，包括：皇帝辍朝一日，如仁宗朝“殿前都指挥使、保静节度使蔚昭敏卒，赠侍中。故事，罢朝一日，诏特罢二日”。[7]（卷102）皇帝还时常亲临祭奠，如神宗朝“殿前副（都）指挥使、武泰节度使卢政卒。辍视朝，临奠之，赠开府仪同三司”。[7]（卷315）追赠官职，高者往往可至侍中，如郝质、贾逵皆赠侍中；神宗朝之后，殿前都、副指挥使多得赠开府仪同三司，刘昌祚、苗授、姚麟等皆如此。位至节度使者，又可得谥号，如“马军副都指挥使、武昌节度使彭睿卒……法当得谥”。[7]（卷106）荫补子弟为官，如：“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秦凤等路副总管向宝卒，推恩外又许其家陈乞二人差遣。”[7]（卷299）任步军副都指挥使以上者去世，其家属还可以借官宅操办丧事，如神宗朝规定：“诏任管军步军副都指挥使以上死，许借空闲官宅居止，毋过三十楹，服阕还官。”[7]（卷261）。
三衙地位的前后变化
应该着重说明的是，北宋三衙的政治地位前后经历有一个由低趋高的动态变化过程，如欧阳修《归田录》卷1记载：“宝元、康定之间，余自贬所还过京师，见王君贶初作舍人，自契丹使归。余时在座，见都知、押班、殿前马步军联骑立门外，呈榜子称‘不敢求见’，舍人遣人谢之而去。至庆历三年，余作舍人，此礼已废。然三衙管军臣僚于道路相逢，望见舍人，呵引者即敛马驻立，前呵者传声‘太尉立马’，急遣人谢之，比舍人马过，然后敢行。后予官于外十余年而还，遂入翰林为学士，见三衙呵引甚雄，不复如当时。与学士相逢，分道而过，更无敛避之礼，盖两制渐轻而三衙渐重。”南宋大学者朱熹对此事的解释“也是积渐致然。是他权重后，自然如此”[11]（卷128）堪称一语破的。
大致说来，在陈桥兵变之后至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前，三衙地位显赫，石守信、王审琦等“官爵阶勋并从超等，酬其翊戴之勋也”，[7]（卷1）为众文臣所不及。但自“杯酒释兵权”之后及太宗、真宗两朝，三衙的地位都呈急剧地下降趋势。仁宗朝前期，也就是欧阳修所谈到的“宝元、康定之间”，一方面是“重文轻武”的政策达到顶点，所谓“国家承平之久，文事太盛，士以武弁为羞，而学者以谈兵为耻”。[12]（卷59《议战》）另一方面是三衙自身的素质也降至谷底，如有学者已经指出：“长期倍受压制和歧视，在宋仁宗朝造成了武将队伍素质更进一步下降的后果，遂产生了一批怯懦无能、品行低劣的将帅。”[13]在两者的综合作用之下，其地位基本上降至北宋一代的最低点。然而，从庆历三年“庆历新政”开始，也就是欧阳修“余作舍人”之时，鉴于宋夏战争中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北宋“重文轻武”的国策逐渐向“重文但不轻武”轻变，而随着狄青等一大批抗击西夏的功臣进入三衙，三衙的素质也略有起色，其地位遂呈上升之势。十余年后的仁宗末、英宗初，即欧阳修任翰林学士及再入为执政时，业已表现出了明显的提高，即所谓“三衙渐重”。
此后，除元祐旧党执政的少数时期外，神宗、哲宗、徽宗诸帝皆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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