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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了站在门外等候的爷爷。
这个“长蛋的”便是大伯。
爷爷盼孙心切，一个人在门外踱来踱去，手里捏着一个旱烟袋，“吧嗒，吧嗒”地抽着老旱烟。听到奶奶这一声嘶喊，放心地在鞋帮上磕磕旱烟锅，起身看他的那群牛去了。他按捺不住期盼已久的喜悦，手背转一路走一路哼，哼着哼着就哼出了一首他最拿手的好戏：
“一条扁担软溜溜，担上黄米我下苏州呀么呼儿嘿，苏州爱我的软黄米呀，我爱苏州的大闺女呀么呼儿嘿”。
见是生下传家接代的根苗，一家人都很开心。
奶奶跑前拾后，打里照外，伺候着月子里的母亲。
那时正值早春二月，乍暖还寒。一天，阴云密布，死气沉沉，天空洋洋洒洒飘着几朵雪花。屋里的炉灶不快，直往家里冒烟。
奶奶怕呛着大伯这个宝贝，拖着一双小脚独自爬到自家那个茅庵房子的屋顶去捅烟囱。
屋顶是个拱棚形状，泥抹房顶，加之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雪花，如一个溜冰场。奶奶好不容易爬上去，一不小心“滋溜溜”地滑落到了地面。
好在那时的茅庵房子不高，但这一跤也跌得不轻，奶奶的一只脚崴了，脚踝错位，脚跟朝前。她呲牙咧嘴，咬紧牙关喘着长气，未吭一声趴着挪回了那个小屋，焦急地等待着爷爷的归来。
那双可怜的小脚拖累了她一辈子，这回更是雪上加霜，一下子红肿得像个起了面的馒头。
爷爷放牛回来，奶奶二话没说伸出那只被崴了的脚：“快、快，给我拧过来”。爷爷用作浑身力气，“咔嚓”，奶奶的脚恢复了原位。
大伯十二岁那年爷爷去世。爷爷去世时留下三女两男五个孩子。大伯是长子，一个十二岁的娃娃与母亲相依为命，在支撑着这个支离破碎的家。
当时家里穷得锅底朝天，锅里没一颗米，孩子们饿得面黄肌瘦，皮包骨头。
每到揭不开锅的时候，奶奶便出去剜野菜或山上挖红薯。
大伯每次瞧见都很难过，没办法就把他两个弟弟叫来，让其跟着一起去挖野菜和红薯。
拿回家，奶奶洗干净切好放锅里加水煮一锅子就这样喂养着五个孩子。
（5）
提起那段岁月，大伯总是长吁短叹。
大伯十九岁那年。寡妇老妈四处托人提亲，可是好一点的人家谁也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一个这样的清贫家庭，最后还是奶奶亲自出马，跑到村外另一个寡妇家商量。
两个寡妇同病相怜，都觉得门当户对，一家为儿，一家为女，也就痛快地答应了这门亲事。
成婚的那一年，家里穷得要什么没什么。眼看十冬腊月，婚期在即，全家人穿得还是棉袄棉裤改装的那身单衣。
那时大伯也开始做点工，看着全家老小衣衫破烂，他只得厚着脸皮，向掌柜张口借了几块钱，跑回神木城买了两匹白粗布，拿回家用草灰煮一煮，算是染了色，每人做了一件衣服。
穷人结婚，也没举行什么仪式，借了几斗谷子当聘礼就把伯母接过来，就这样简单地把婚事办了。
然后伯母在家跟奶奶操持家务，大伯四处寻工做，到婚后第二年才去山上砍了三棵树，做了一个简单的木板床，才有了大伯和伯母的婚床。
再后来伯母在婚后一年半生下了一个儿子，又一年后，生下一个女。看着日子有了一点想头，然而村里还里却要大伯去当兵。
大伯后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虽然受了伤，便只得转业回家，后来的后来就又回到了这个山村。
有一次，大伯在回家的半道上被一小股土匪逮着，一个大眼窝的家伙端着一杆枪，逼着大伯问道：
“你是赵家什么人？”
大伯说“邻居。”
那个家伙继续追问：“何掌柜在哪儿？”
大伯回答：“在家了吧。”
那个家伙眼一楞，眼珠子就像两颗玻璃球：“在家？”冲着大伯屁股钉了一枪托子，问道：“在家还用问你？你知道他藏哪儿了？”。
大伯才意识到掌柜肯定是跑脱了，至于跑到什么地方，他确实不知道。
大伯脾气暴躁，口气有点生硬回答道：“我们只是邻居，掌柜藏哪我不知道！”
一句话惹怒了众村霸，一个当家模样的人过来说：“今天遇上刺儿头了，把这个愣球带回去，给点颜色看看。”
众匪徒如一群饿狼扑上来，把大伯一绳子绑住，一个住户人家的家里，宅院就是一个烂土房子，周围比较平坦，面前一条大川，房子被一片竹笈林包围。
这是这一小股抢头的临时驻地，几个匪徒把大伯五花大绑吊在房梁上，派了两个打手用水蘸麻绳抽打大伯，问“何掌柜藏哪里你不知道，你是何家的邻居，又是何家的伙计，何家的粮食，何家的银钱在哪里你该知道吧？”
大伯对何家的金银珠宝藏哪里确实不知道，就只得沉默不再说话任村霸们如何诈呼。
村霸们实在没办法，就把绳子砍断，把大伯丢在那竹林宅院里，就离开了。
大伯只得背着墙壁慢慢爬起来，因为双手被绑着好久才站起来。
沿着山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又是晚上，找不到一个人来帮他解开绳索。
直到看见一住户才用脚踢了别人家的门，说清状况后那家男人才帮大伯解开绳索，然而大伯又向他家讨了一杯水喝。
那家人也是好心人，见大伯要走还拿了一个红薯给大伯。大伯连声说：谢谢，有眼泪星子在眼眶涌出来。
（6）
后来，大伯家的日子慢慢地好了起来。
彻了几间大土房。土房前挖了一个池塘，有了自家的几块菜地，也喂好些鸡，猪圈里还有一头母猪和几头猪仔。
大伯说：“看我们生产队的大队干部都忙成了狗，生产队的社员们一天到晚争工分，有自留地有饭吃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只是手上却总没几个零花钱呢？全家的银行是个鸡屁股与自家喂养的猪，老乡亲们吃饱了饭又想着需要有些余钱。”
大伯也说：“早些年我家每人分了十五斤小麦，再加上为孩子生满月代了一回客。剩下的麦子只够给小孩子喝点面条了。”别人喝了口酒也跟着说说：“国家支援农村喂猪，让每家养猪交任务猪。允许生产队留下一猪饮料地。我们不动集体队里的集体地，让社员们把荒地分成成猪饲料地，每家分上二分地，种什么怎么种，我们不用管，收成是自家的，这样也许没有那么多的饥荒。”
大伯可能喝醉了，讲话是东一句西一句，前后都不贯通，一下前一下后，只要是大脑里存在的记忆，他都想把它说出来。
于是听得我们稀里糊涂，有时候也搞不清他说的究竟是他的事还是别人的事。
有人吃口花生米问他：“这三只鸡是社会主义的，怎么四只就不是社会主义的了呢？我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
还有人搔着头皮干笑着：“反正是上面是这样要求的，多了要犯错误哩。割尾巴哩。生产小队可以弄点事业来分红。就如生产大队的专业队榨油作坊一样。”
大伯深思了会，抽了口烟，也就是七分钱的红灯笼牌香烟，悠悠地吐了个眼圈试探地问：“我们木工组用工余时间在晚上扎些生产队用的耙子，悄悄地卖给生产队里，行吗？”继绅神秘地看着继林继品，二人点头。继绅沉吟：而尽：“你悄悄地来弄，我们不要声张。等到赚钱后我们来喝酒。就这样好了。”三人听着只点头。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那么快，斜月西沉，鸡半夜打鸣，巷子深处的狗吠形吠声地叫了一两声。酒喝了两瓶，众人皆有醉意而我独醒。妈妈却有些困倦，倚西风灯光摇曳着。妈妈说：“酒喝足了不？我给你们下碗面吗？”众人酒意阑珊，纷纷告辞回家休息。
不过，大伯确实是去过抗美援朝的，也是得过勋章的，村里大大小小的人都知道，因为大伯只要喝醉了或者跟陌生人聊天总会说这一件事。
后来村上搞规划，需要提一些人为干部，大伯又四处游说：硬是因为抗美援朝这件事当了村官。
高兴之余摆了几桌，招待了村上所有的人，大伯说不为别的，就为了这份自已心中的荣誉感，我必须为党为民做一切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