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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仁安思索着这个问题，最后摇了摇头。
忠尧见状，从旁打趣道：“换了我，我也觉得不公平，人之常情嘛！”
方羽会心一笑，说道：“故此，私下衍生出了各种交易买卖，隐匿土地、注销户口等等伎俩无所不用其极。总而言之，大量人口以各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从纳税者，摇身一变成为了黑户。更有皇室宗亲、贵戚权臣大肆兼并土地，或租与佃户，或建大宅别院。
如此一来，朝廷便再无土地分与新生人口，而这些人只能浪迹江湖，或者辗转各地，想尽办法谋生。
而更可怕的后果是，府兵奔赴战场英勇作战，立下军功却没有土地封赏，那还有愿意去打仗？作战时还有谁愿意效力拼命？所以，自残以逃避兵役的怪象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根据唐律，凡户口登记造册于本地者，即使无田分配，租庸调的一些赋税也得付。在此条令下，没有分到田地的农民只得避走他乡，成为逃田户，待攒够钱私下买一块土地来重新开始。只要新买的土地不是朝廷分配而来，就不会纳入府兵制和租庸调管辖。一不用服兵役，二不用向朝廷缴税。
长此以往，建立在均田制、府兵制上的秩序逐渐瓦解，直至终于有一天完全崩溃。
荒诞吗？荒诞。无比荒诞。
想我泱泱华夏，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历经数千年风霜，方得以制定出天文历法、以天文定人文，确定人世间的制度，再以农耕立国，养活愈来愈多的人口。农事乃国之根本，所有农民都在不辞辛苦的劳作，可朝廷却收不到税，还失去了兵源。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花销用度的缺口变得越来越大。
值此之际，还有人鼓吹‘藏富于民’论。然则，此‘民’非真正的百姓也。数千年历史长河中，除了开国的一段时间休养生息、节俭朴素外，后世往往会出现资财兼并、土地兼并想象，以致于最后所有的财富都集中于极少数的权贵门阀、世家大族手中。
举国上下，看似强盛富庶，实则‘藏富于民’是‘藏富于权贵、藏富于门阀’啊。只怕将来有朝一日，这些权贵门阀、世家大族，或是新晋豪强，甫一联合，便可呼风唤雨，弹指间江山倾覆，人人色变啊！五代时那么多皇帝，不就是走马灯似的被幕后之手换掉的吗？
唉，世人多有不知，唐太宗时便已出现了这种苗头。至唐玄宗时，均田制及府兵制已形同虚设，彻底消亡。盛世之下，隐忧频现，而四周强邻环伺，虎视眈眈，内忧外患。
为守卫疆土，大唐无奈之下遂摒弃了府兵制，改为募兵制。”
“募兵制？”曹仁安眉头微微一蹙，似有所思。
方羽点了点头，伸手捋了捋胡须，说道：“嗯，募兵制。所谓募兵制，就是军士由招募而来，但所有军需都得朝廷自行制备，包括武器军备、马匹、粮草等，当然还有军饷。
可大唐那点税收，根本无法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无奈之下，玄宗设了十个节度使，让一个个节度使在自己的地盘上收税，将军权、财权、一方之监察权赋予节度使。至此，节度使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地方上的土皇帝。”
“玄宗前半生奋发有为，可谓明君；后半生老来昏聩，糊涂透顶，自毁长城。”曹仁安不无惋惜，摇头叹道，“渔阳之乱起时，安禄山大军势若猛虎，就应该避其锋芒，坚壁清野，死守潼关。一代名将封常清率六万怠兵游勇一战而败就已经说明了问题，可唐玄宗偏偏听信谗言，竟下令斩杀了身经百战的高仙芝和封常清。
固然，先前封常清是有些大意轻敌，吃了败仗，但他毕竟久经沙场，立刻就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也即刻通知了高仙芝，是以高仙芝迅速调整了防守策略。若是能给他们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不是更好？”言罢，曹仁安又摇了摇头，表示颇为不解。
“历史没有假如，也没有后悔药啊。”方羽嗟叹道。
这时，忠尧也来了兴致，从旁说道：“这唐明皇也真是老糊涂了，一而再，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都不懂吗？安禄山劳师远征，每日大军消耗也是甚为惊人，粮草终有不继，可于坚守之时，派军奇袭粮道，再待各地大军勤王合围，不断袭扰之下，待敌军疲惫，再行出击决战也不迟啊。
可叹的是，此时年迈的哥舒翰已经中风卧床，盛怒之下杀了封常清和高仙芝，却发现几无良将，不得不启用哥舒翰。
然而，年老的哥舒翰接手后，又被玄宗以‘贼方无备’为由强令出战，前线主帅居然没有指挥权，明明是前线才更了解战况好不好？后面的人不明实情瞎指挥，军事情报传递过程中有迟延不说，还夹杂了监军宦官等人的个人恩怨。
如此，焉能不败？
二十万众又如何，不过怠惰之兵堆砌的数字而已，弃险出关，就失去了原本拥有的优势。而叛军依山旁水，精心布阵，潜锋蓄锐，还佯装不敌败走，引诱唐军进入七十里狭长山道的埋伏圈，激战中死伤无数，无怪乎常胜将军哥舒翰一世英名毁于灵宝大战了。
哥舒翰本想收拾残兵，重新扼守关口，继续与敌军周旋。无奈兵败后，部将火拔归仁等人眼见大势已去，便打定主意投降，于是有预谋地劫持了哥舒翰等数十名将领押解送往洛阳，哥舒翰最终投降叛军，晚节不保。后安禄山之子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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