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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年)议推，将山东民壮快马步精选六干，分为二营”。嘉靖四十二年，“又议准，山东民兵自四十三年正月为始，务选足三干之数，推参将一员训练”。
戚继光在隆庆年间(1567年一1572年)以都督同知衔总理蓟州、昌平、保定、辽东四镇练兵，其编制又有所不同。以他的步兵营为例，即按部、司、局、旗、队序列编制。以十二人为一队，每队设队长一人；三队为一旗，每旗设旗总一人，全旗官兵三十七人；三旗为一局，每局设百总一人，官兵共一百一十二人；四局为一司，每司设把总一人，官兵共四百四十九人；两司为一部，每部设千总一人，官军共八百八十九人。三部为一营，设将官一人，中军一人，火器把总一人，加上部以下官兵二千六百九十七人，总计全营两千七百人。
由此可见，明朝后期各地军队的编制，完全是各军主将来确定的，朝廷并没有多加干涉和统一要求。这也导致了不少地方的军队“吃空饷”现象严重，尤其以辽东军为甚，最夸张之时，其实际兵员数量甚至连在册兵员一半都不到。不过这些情况，从皇帝到兵部，都无人不晓，只是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无法纠正而已。
一行人马视察快结束时，有斥候来报：辖区内同时出现了两股“打草谷”的蒙古人，各自大约有近一百人。听到报告后，钟南并不慌张，神情自若的道了声“知道了”，并让斥候继续打探消息。简单安排后，钟南回过头来，招呼诸位将领继续视察。
最近蒙古人的动作频繁，这让警觉的钟南感到有些不安。视察结束后，他召集全部中高级将领一同前往老将军的营帐，准备就此详加讨论。卧床的吴惟忠见到这种场景，知道不是小事，也撑着病体和大家一起讨论军情。
如今蓟州的军务实际上都是钟南在主持，这也是老将军的安排，但在名义上，总兵一职仍是吴惟忠，所以但凡有要事相商，大多都是在吴惟忠的营帐里。
众人落座后，钟南首先开口：“最近蒙古人的活动太过频繁，隔三差五就有几十或者一两百人的队伍来犯，我觉得不太正常！”
老将军也深以为然，“我镇守蓟州多年，蒙古人最近‘打草谷’的频率确实透着蹊跷。”
从明朝初年开始，朱家人就从未放松对蒙古人的军事打击，永乐皇帝还一度将其赶回了漠北老家。中间除了英宗受辱那次以外，直到如今的万历年间，蒙古人都比较消停，没有过什么大动作，所以最近的举动着实算得上不正常。
在座一干将领大多都是不识几个大字的武夫，平日里执行上级命令倒是不打折扣，讨论打仗也可能还说得上两句来，可是对于这种政治和战略上的分析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好在众人当中还是有几个颇有学识和眼光的人，尤其是游击将军荆天楚。他本是文试举人出身，后来弃文从武，在蓟州一地因战功累积升到游击之职，由此可见其能力，此前他便是吴惟忠的重要智囊。
荆天楚眉头紧皱，陷入了沉思，对于蒙古人的习性，他比钟南这个外来户更熟悉。近段时间对方的举动他全部清楚，只是从未多做他想，如今被副总兵大人一点拨，蓦然发现事情肯定没那么简单，搞不好很可能被钟南说中了。他思考良久，才沉声开口：“老将军，钟副总兵，末将以为蒙古人很可能在酝酿着什么大动作。”
“哦！”吴惟忠捋了捋花白的胡子，并未多说，只是瞟了旁边的钟南一眼。
“荆游击如此判断可有证据？”钟南问道。
“末将虽没有直接证据，但是和蒙古人打了这么久的交道，发现他们每次有大的动作前，都会频繁‘打草谷’，某种程度上也是打探我们的军情。”荆天楚语气肯定，“前两三年，他们一年到头来犯的次数不超过十次，可是最近两个月蒙古人来了十三次。算上今天这次，近半个月来犯次数是七次。所以我相信蒙古人此举并不是毫无目的，很可能是要有大动作。”
“不错，我觉得荆游击的分析有理有据！”钟南对自己的这个下属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