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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路大军也不会撤退，更不会有之后的事情。
万历皇帝同样如此认为，因为钟南是他力排众议推上来的，此刻更能显示出他的识人之明。
至于边境上下，也没人对此有所怀疑。即使有那些泛酸之辈说钟总兵是运气好，蒙古人内部没有安定好便贸然南下，肯定不是明军对手。可是对比宣府、大同两地军队的表现，孰强孰弱，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
打了胜仗，朝廷自然得有所表示。蓟州军所得赏赐最为丰盛，宣府、大同两地则是奖赏寥寥，不过没人说什么。
邢玠再进一步，坐上了兵部尚书的职位。至于原尚书石星，则在不久前被革了职，原因是几年前的朝鲜战争结束后，石尚书在其主导的对倭和谈中欺上瞒下，而且收受多方贿赂，事情曝光后，让朱翊钧大为光火。
至于钟南的赏赐则一直没有下来，不知道皇帝打算怎么嘉奖于他。
钟南对此倒是很淡定，他知道皇帝有意让其入京任职，只是这次多半有人阻挠，所以两方僵持了起来。如若不然，他的赏赐肯定早就和其他人一起下来了，既然没定论，自是皇帝和反对一方没有谈拢。
明朝可不像其他朝代，皇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连太祖和成祖这样的强势君王，有时候也要和大臣妥协。之后的朱家子孙更不用说，有时连娶个小妾都要和大臣商量，更不要说朝中大臣任免这种大事了。
当然这不是说皇帝被剥夺了权利，而是君臣之间各自对对方的一种认同，也算是相互之间形成的一种默契。明朝的大臣特别喜欢和皇帝对着干，特别是言官，他们往往为了成全自己的美名，而不顾缘由地否定皇帝。也有不少人因为当面顶撞皇帝被杖折责，被罢官，反而受到民间士子追捧的。
这次确实如钟南所想，万历皇帝原本是打算让钟南出任兵部侍郎一职的，只是吏部强烈反对。吏部尚书是内阁大臣王锡爵，这位老头倔强万分，声称本朝尚无武官转任文官的先例，皇帝不能任人唯亲。
朱翊钧气得想跳脚，但是却不能否定王锡爵的说法。不管是明朝还是之前的朝代，大多都是文官地位高过武官，所以文官们打心底看不上武官，他们认为对方只是一群没有文化的大老粗，即便有个别文武双全之才，那也很难得到文官们的认同。
明朝有从文官转任武官之人，但是的的确确没有武官改任文官的先例，这就给王锡爵之流落了口实。自古以来，各位皇帝都是“以孝治国”，对于前任皇帝特别是开国皇帝的举措，很少会推翻。所以一个“没有先例”就能堵住朱翊钧的嘴，还让他无法反驳。
当然，也有皇帝会废除前任的举措，并且实施与之完全相反的措施，只是多在特殊时期，或者是不得不改变之时。如今看来，朱翊钧要想破局，并不是没有办法，毕竟王权社会里，皇帝的意志高于一切，“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朱翊钧只要强行按照自己意愿行事即可。但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会是王锡爵一气之下，摞挑子不干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贸然行此下策。
现在的情况是，内阁里除了王锡爵，其他三位成员保持中立；新任兵部尚书邢玠虽然持赞成意见，只是因为刚上任，不太好发表看法。至于朝中其他大臣，大多数都保持缄默，尽管他们知道这是皇帝的意思，却也不想轻易开了“武官改任文官”的先例，否则很可能成为整个文官队列的敌人。
从三月初开始，万历皇帝便隔三岔五不上朝，原因是身体不适。大臣们知道这是皇帝在施压，更是不敢轻易站队，于是纷纷躲闪开来。
这种情况下，其他人可以躲，首辅申时行却必须要站出来了。他特意面见了皇帝，发现朱翊钧是铁了心要让钟南上任，没有丝毫可以商量的余地。申时行知道，皇帝是想树立其君王权威，和清洗张居正事件的原因如出一辙。只是这次事件可能还多了一层原因：万历皇帝对钟南确实相当看重，为此不惜牺牲内阁的一位大臣。
皇帝不让步，那就只有去游说王锡爵了。出了紫禁城，申时行摇了摇头，对于王阁老的执拗，他再清楚不过。两人虽是同乡，平日里关系也算尚可，可是在大问题上，要让王锡爵让步的可能性不大。只是无论结果如何，这一趟申时行却是必须去的。
到了王锡爵府上，申时行得到了意料之中的答案：王锡爵就算是被皇帝罢官，也不会同意对钟南的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