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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昌元年，九月初九。皇帝到皇极门临朝亲政。
今日，皇帝给已故皇祖朱翊钧上谥号为显皇帝，定庙号为神宗。
朱由校按着万历初年的作息时间表来上朝，具体日程安排是：每月逢三、六、九日（含十三、十六、十九与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日视朝。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上朝时间安排，皇帝和官员的负担都小。
张居正去世以后，明神宗最开始是很勤政的，后来他任命申时行为内阁首辅。申时行是软熟之人，遇事迁就，遇皇上更迁就。申时行处于张居正“威权震主”的前车之鉴，把威权统统交还给神宗，让他亲操政柄，事事由皇上决断。这是神宗亲政以来最为繁忙的时期，事无巨细都要过问。
后来所谓的怠于临朝，跟曾经在神宗身边侍奉过的王安聊起此事，朱由校才知道神宗不上朝是因为他健康状况的逐步恶化导致的。
从万历十四年起，万历皇帝就开始频繁的生病，头晕眼黑、浑身乏力，连祭祀太庙的大型典礼都去不了。
后来又患上足疾，严重到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根本走不了路。走不了路，明神宗又是个好面子的人，把疾病视作他的隐私，他自然就不敢上朝面见文武百官。
因为身体不好，批阅奏疏处理政事，也不能很快答复。神宗本身也不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郑贵妃曾经调笑过他的优柔寡断，说他就像一个老太太，这都是宫中的趣闻了。
更有趣的事，是朱由校的父亲朱常洛开始临朝的时候，几十年不上朝的大臣把上朝礼仪都忘光了，对上朝很不习惯。文武大臣骤然上朝，竟然不知所措，随从散漫，人声嘈杂。
对于这种现象，朱常洛非常不满，他传谕内阁，要求整顿朝仪：“以后凡遇临朝，务要十分敬慎。如有仍前肆行违禁，紊乱朝仪者，纠仪官指名参来重治。”所以眼前整齐有规格的朝仪，是朱常洛临终前整顿出来的。
皇上在皇极门金台御幄中升座，京师中凡四品以上官员待鸣鞭后，分文东武西鱼贯入门行叩头礼，然后登阶循廊分班侍立，按部奏事。至于那些级别较低的官员则只能候于午门之外，在鸿胪寺官员的导引下行五拜三叩之礼，然后北向拱立静候旨意。御门决事本是常朝旧制，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侍立在皇帝身边的太监刘时敏向台下的群臣大喊：“有本早奏，无事退朝。”
御史王安舜首先站出来请求发言，朱由校准了，他朗声发表言论：
“先皇初服红丸时，内阁首辅方从哲草拟圣旨赏给献红丸的李可灼白银五十两。方从哲和李可灼两人都有大罪。从医之人，不是三代医家传承，有病的人不能吃他的药，先帝的脉搏雄壮有力而浮动甚大，这表明三焦火动，宜用清火之药而不能用而不能用助火之药，这是很明显的。红铅乃是妇女的经水，是纯火之中的精华，将其投入虚火燥热的病人，不是害死他吗！在朝廷内外人心不稳之时，却敢使用没有验方没有制药方法的药冒充金丹，轻则应当对李可灼处以庸医杀人之罪，却蒙皇上颁发奖赏，这不过是借此以阻塞外廷的议论。”
御史王安舜批评了方从哲和李可灼，御史郑宗周则是向给朱常洛吃大黄的崔文升发炮。他讲：
“过去的梃击案的张差事件，在宫门持木棍，几乎酿成意外。只因为神宗皇帝优容大度，没能完全处罚他们，所以崔文升敢于效仿他们。请将崔文升敢于效仿他们。请将崔文升砍成寸断用以在祖庙面前谢罪。”
听完这两个大臣讲话后，御史郭如楚、冯三元、给事中魏应嘉、太常寺卿曹珖、光禄寺少卿高攀龙、主事吕维琪等先后附议要求惩治崔文升和李可灼。
红丸案之后，方从哲拟写御旨，将崔文升和李可灼交给司礼监处理。现在他们二人关在诏狱里头，朱由校最近事务繁忙，把他们俩忘了。
泰昌皇帝朱常洛虽然是因为过度娱乐和错误用药而死的，可是他并不想背上这个丢人死法的坏名声。所以朱常洛临终前一直推说自己身体不好。在朱由校心里，这个便宜老爹对他还是不错的。所以他就要想一个好借口既处理了庸医，又能尽量保存朱常洛的颜面。正在朱由校思考如何处理他们的时候，又有大臣发言了。
给事中惠世扬讲话开门见山直接弹劾方从哲有十条大罪、三条理由可杀。他进言：
“方从哲一个人为相七年，妨碍贤才害了国家，是第一条罪。
骄傲无礼，延误了对皇帝的悼念，是第二条罪。
在慈庆宫里发生梃击案件，却庇护奸党，是第三条罪。
根据自己心里想的肆意妄为，破坏了皇帝的法令，是第四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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