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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
张作霖死后，杨以东北元老自居，时常管教张学良。他反对东北易帜，东北易帜典礼当天拒不参加集体留影。日本人也从中挑拨张杨关系。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杨宇霆与黑龙江省主席常荫槐向张学良提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要求，张学良推说晚餐再说。后召警务处长高纪毅进府，晚上杨宇霆与常荫槐被高纪毅、谭海率领六名卫士杀害于“老虎厅”，奉天称此事件为“杨常事件”。
南方与奉、皖系一直有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四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时，南方大总统深感这是联合奉、皖系，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
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不到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化为泡影。
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五月八日，南方大总统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
五月九日，南方大总统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
然而陈炯明的部下叶举，对南方大总统的信任并不领情。
五月二十日，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
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
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镇摄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南方大总统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南方大总统彻底决裂。如果陈炯明不同意，就请他出洋，或者继续留在惠州休养。
五月三十一日，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粤军内部的分歧：“现在陈之部曲，亦分两派，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则大局立定；一主张陈氏不可造次，俟解决完妥后，始可返省。”
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
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南方大总统率领两个营的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
六月二日，南方大总统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
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
南方大总统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显然，他不希望被人误解。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
六月十二日南方大总统召集广州各报记者举行谈话会，表示对“陈家军”的态度：
“我北伐的目的，在于打破北方武人的专制，不料广东军人武武相护，反对北伐。陈竞存（炯明）本人出身秀才，他反对北伐可能是由于政见不同，他的部下反对北伐，却是为了拥护武力。我出兵八月没有获得进展，问题在于武人专制，在后方掣我的肘。我改道江西北伐，是由于湘赵（指赵恒惕）表示服从，成为我们的友军，所以取道湖南，我们必须走到岳州才能遇见敌人，出兵江西，则走出广东一步就可以遇到敌人。不料陈竟疑心改道是为了要对付他们。我由广西回到广州后，北伐军乘车向北江出发，陈竟存才知道我并无不利于他的企图。但是陈家军由南宁开回，在浔州举行秘密会议，歃血为盟，他们一定要恢复陈总司令的职权，否则誓不罢休。他们经过肇庆、三水、河口开到广州，其兵力共有六十营，这时，北伐军义愤填膺地请求我回师平乱，我劝他们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北伐，后方问题由我负责处理。
“我回到广州已有十多天，而陈竞存和他和部下没有一个人前来见我，却用兵力威胁，向我索讨军饷。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不应当罢免他们的总司令。各位都知道，废督裁兵是我回到广东定下的大政方针，总司令是变相的督军，陈竞存没有反对裁撤总司令的任何理由，何况总统有用人行政之权，任何人都不应反对。我今天委曲求全，派陈竞存以陆军总长兼办两广军务，算是仁至义尽。而陈系军人却继续张牙舞爪，我回广州如果自己没有把握，决不会投入陈系六十营军队的大包围中。我为了保全广州秩序，今天特请舆论界来讲讲道理，希望你们在十天内将陈系军人不法行为尽量揭露，告诫他们全部移驻广州城外三十里，听候宽大处置，否则我一定顺从民意，加以驱逐。有人叫我孙大炮，我以前用炮打过莫荣新，今天将以同样的大炮去打这些不听命令，目无法纪的陈家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