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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这一块玻璃，可镶嵌在门窗上，透光不透风，可替代目前的窗纸，再也不会担心受潮和破损… … 。”
胡靖带来的这两样实物，无需说明什么，能站在朝堂中都是人精，都是目前大明最精明之人，全都看到了此物的好处。
为此章大人的功劳之大无出其右，应该褒奖，恢复平安伯爵，调回京城任用。
有些人是喜欢像章子俊这样实干的作派，而有些人出于阵营表示也没什么，更多的人在观望。如果这样的事能得到皇帝的信任和看重，那么像章子俊这样的官员就会得到“恩宠”，可是现在是朱见深，只求稳定，又想做老好人，一团和气，把心思全放在后宫上，万事不管的主，那就另当别论了。
现在的章子俊正在头痛朝廷的渔政税收，庐州地界水系丰富，南临巢湖，从洪武起，朝廷就设了许多的河泊所，且给每处河泊所划定了管辖范围，制定了征税额度——共分三档：每年课米（一般折算为钞）五千石至上万石者，设官三名（另有若干胥吏）；每年课米一千石以上者，设官两名；每年课米三百石以上者，设官一名。明朝下发给各布政司及府州县河泊所的堪合“皆以河字为号”，“各记所收鱼课米钞若干，年终进缴”。这意味着朝廷设置的河泊每一处都设定了纳税额度，作为河泊所官员的考核任务。完不成课税额度，河泊所的官员便要受罚。
问题是：在江河湖海里捕捞鱼虾，收成的不确定性远高于在土地上种植稻麦。耕地可以按肉眼可见的肥沃贫瘠划出等级，然后按田亩多少征税，是一件大体可控的事情。
向江河湖海征收鱼税则不然，水面宽广不代表鱼多，却是官府制定纳税额度的主要依据。此外还有许多运气成分——今天收获颇丰不代表明天也能有相同的收获，今年湖里鱼多不代表明年也多；洪水会影响捕鱼的收成，筑坝拦水与过渡捕捞等也会影响捕鱼的收成。收成充满了不确定性，税额却有定数，河泊所的官吏们为了完成任务，便只能依靠扩大征税的覆盖面（将以前不征鱼税的小水沟小水塘全都纳入征税范围）和加大征税强度（强抢百姓的渔网鱼篓来逼迫他们缴税）。
更有甚者，当朝廷派人前来追索欠税时，河泊所知道从渔民身上已榨不出钱来，便会与地方官员勾结，将欠税摊派给其他百姓。
朝廷有统一的夏税，茶椒仍要纳粮，果丝仍要缴税。原产地已纳过一次税，运输经过的每处关津还要再纳一次。对百姓的掠夺何其密集。因为疾病致死或逃亡弃失之类的原因，贫穷之家劳动力不足时常常被迫抛荒。如此，土地上的产出已不如往日，征收聚敛的税赋却仍是往日的额度。里长胥吏不上报，州县官府也不管。百姓只好卖掉田产来补足欠税，只好拿钱来补足劳役。田产减少了每年的税额不变，人口减少了每年的劳役不变，恶性循环之下百姓越来越惨。
明代的“商税”并非仅以商人为征收对象，而是“行赍居鬻，所过所止皆有税，……惟农具、书籍及他不鬻于市者勿算”——出门带的东西，居家卖的货物，经过关口驻留城镇时皆要纳税，只有农具、书籍与不曾出现在市场上的物品除外。实际上是一种针对全民的消费税。
从洪武时代起的商税税率，是按商品价值的三十分之一征收。实际操作中，则不问产量的多寡与价格的高低，一律对征税点实施定额摊派。
这是一种典型的懒政。朝廷实施这种懒政的根源，是既想保证税收总额，又不愿提高征税的行政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