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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会儿，他就把刚才的不愉快忘了：“唱歌的时候他简直是大卫王，可干起事儿来，却像恶毒的押沙龙！”
“啊，又会唱又会跳，花言巧语的，跳啊跳啊，能跳多远？”
我不再读诗，仔细地听着，看着他阴郁的面孔。他眯着眼，从我头顶望过去，看着窗外，他的两眼忧郁而又温和。他用手指头敲着桌子，染过色的指甲闪着光，金黄色的眉毛抖动着。
“外祖父！”
“啊？”
“讲个故事吧！”
“懒鬼，你念吧！”他揉了揉眼睛，好像刚刚醒过来。
可我认为他更喜欢的是笑话，而不是什么诗篇。不过，所有的诗篇他几乎都记得，他发誓每天晚上睡觉以前高声念上几节，就像教堂里的助祭念祷词似的。
我反复地央求他，他终于让了步。
“好吧好吧！诗篇永远都在你身上，我快要去上帝那儿接受审判了……”说着，他往那把古老安乐椅的绣花靠背上一仰，望着天花板，讲起了陈年旧事，“很久很久以前，来了一伙土匪。我爷爷的爸爸去报警，土匪追上了他，用马刀把他砍死了，把他扔在了大钟的下面。那时候，我还很小。我记事儿是在1812年，那会儿我刚12岁。巴拉赫纳来了30多个法国俘虏。他们都很矮小，穿得破衣烂衫的，连要饭的都不如，他们全都冻坏了，站都站不住。老百姓围上去，要打死他们，可押送的士兵不让，把老百姓都赶回了家。可后来，大家和这些法国人都熟了，他们是些快乐的人，经常唱歌。后来，从涅日涅来了一大群老爷，他们都是坐着三套马车来的。他们之中，有些人打骂法国人，态度很不好；有些人则和蔼地用法国话和他们交谈，送给他们衣服，还给钱。有个上了年纪的法国人哭了：‘拿破仑可把法国人给害苦了！你看看，俄国人心眼多好，连老爷们都怜悯我们……’”
沉默了一会儿。他用手摸了一下头，努力追忆着过去的岁月。
“冬天里，肆虐的暴风雪横扫城市，酷冷严寒，简直要冻死人！法国俘虏们这时候就会跑到我们家的窗户下面跳啊、闹啊，敲玻璃，他们向我母亲要热面包。我母亲是卖面包的。她把面包从窗口递出去，法国人一把抓过来就揣到了怀里，那可是刚出炉的东西啊！他们居然一下子就贴到了肉上！很多法国人就这么冻死了，他们不习惯这么冷的天气。我们的菜园里有间浴室，那里面住着两个法国人，一个军官和一个勤务兵，勤务兵叫米勒。军官奇瘦无比，皮包着骨头，穿一件只到他膝盖的女式外套。他为人很和气，可嗜酒如命。我母亲偷着酿造啤酒卖，他总是买了去大喝一通，喝完了就唱歌。他学会了点俄国话，经常说：‘啊，你们这儿不是白的，是黑的、凶恶的！’他这种话我们可以听懂。是啊，咱们这块地方可不如伏尔加河下游，那里暖和多了，过了里海，一年四季不见雪。《福音》、《使徒行传》都没有提到过雪和冬天，耶稣就住在那儿……好了，读完诗，咱们就读《福音》书！”
他不吭声了，像是睡着了，斜着眼瞪着窗外，更显得他瘦小了。
“讲啊！”我小心地说。
“啊，好！”他一抖，接着说：“法国也是人啊，不比我们缺什么。他们喊我母亲为‘马达姆’，马达姆的意思就是‘太太’，啊，太太，太太，可我们这位太太能一次扛上五普特面粉。她那浑身使不完的劲儿简直有点可怕，我20岁的时候，她还能揪住我的头发毫不费力地摇晃几下。勤务兵米勒特别喜欢马，他经常去各家各户的院子里，打着手势要给人家洗马！开始大家还怕他有什么坏主意，可后来老百姓们都主动去找他：米勒，洗马！这时候，他就会一笑，低着头跟着走了。他是个红头发、大鼻子的家伙，嘴唇特别厚。管马是他的拿手好戏，给马治病也是一绝。后来，他在涅日涅做了个马医，不久以后，他疯了，被人活活打死了。第二年春天，那个军官也病了，在春神涅果拉的纪念日那天，他心事重重地在窗前坐着，把头伸到了外面，死了。我偷偷地哭了一场，因为他对我很好。他常常揪着我的耳朵亲切地说些我听不懂的法国话。人和人的亲近，不是钱能买到的。我想跟他学法国话，可母亲不让。她把我领到神甫那儿，神甫找人打了我一顿，还控告了那个军官。唉，宝贝儿，那会儿的日子太难了，你没有赶上，别人代你受了那份儿罪……”
天完全黑了下来。外祖父在黑暗中好像突然变大了，眼睛放着猫似的亮光，语气激烈而狂热，说话的速度也快了许多。他讲到自己的事时就这样，一反他平时那股小心翼翼、若有所思的状态。
我非常不喜欢他这种样子，也就不喜欢他谈自己的事了。他讲的事我非常不愿意记住，可却抹也抹不去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
他一味地回忆过去，脑子里没有童话，也没有故事，只有过去的事情，他不喜欢别人给他提问题，可我偏要问问他：“啊，那你说谁好，法国人还是俄国人？”
“那谁知道啊？我又没看见过法国人在自己家里是怎么生活的！”
“那，俄国人好吗？”
“有好的，也有坏的。可能奴隶时代的人还好点儿，那时候人们都让绳子捆着。现在可好，自由了，却穷得连面包和盐也没有了。老爷们自然不太慈善，可他们都很精明，当然也有傻蛋，脑袋跟口袋似的，随便你往里边装点什么，他都兜着走。”
“俄国人有劲儿吗？”
“有很多大力士，可只有力气没用，还要敏捷，因为你力气再大也大不过马！”
“法国人为什么向我们进攻？”
“那可是皇帝们的事儿，我们可不知道。”
“拿破仑是干什么的？”
“他是个有野心的人，要征服全世界，然后要让所有人过一样的日子，没有老爷也没有下人，没有等级，大家都平等，只是名字不同而已。当然信仰也只有一个。这可就是胡闹了！就说这海里的东西吧，也只有龙虾长得一样，没法区别，鱼可就有各式各样的了：鳟鱼和鲶鱼合不来，鲟鱼和青鱼也不能做朋友。我们俄国也出过拿破仑派，什么拉辛·斯杰潘、提摩菲耶夫，什么布加奇、叶米里扬、伊凡诺夫……”
他默默地注视着我，眼睛睁得圆圆的，似乎是第一次见到我。这有点让人不高兴。他从来没有和我谈起过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们谈话的时候，外祖母常常走进来。她坐在角落里，许久许久也不吭一声，好像她不在似的。
可是她会突然柔和地插上一句：“老爷子，你记不记得了，咱们到木罗姆朝山去，多好啊？那是哪一年来着？”
外祖父想了想，认真地回答：“是，是在霍乱病大流行以前了，就是在树林里捉拿奥拉尼茨人那一年吧？”
“对了，对了！没错儿！”
我又问：“奥拉尼茨人是干什么的？他们为什么要逃到树林里去？”
外祖父有点不耐烦地说：“他们都是普通老百姓，从工厂里乡村中逃出来的。”
“怎么捉他们啊？”
“就跟小孩儿捉迷藏似的，有人跑，有人追。逮住了，就用树条子抽，用鞭子打，鼻子打破，额头上砸上印，作为惩戒的标记。”
“为什么？”
“这就不好说了，不是要咱们明白的事儿。”
外祖母又说：“老爷子，你还记得吗？大火以后……”
外祖父很严肃地问：“哪一次大火？”他们开始一起回忆过去，把我给忘了。他们用不高的声音一字一句地回忆着，好像是在唱歌，都是些不怎么快乐的歌：疾病、暴死、失火、打架、乞丐、老爷……
“你倒是都看见了啊！”外祖父嘟囔着。
“什么也忘不了！”
“你还记得生过沃廖莎后的那年春天吧？”
“噢，那是1848年，远征匈牙利的那一年，圣诞节的第二天把教父古洪拉了壮丁去打仗……他以后就再无消息……”
外祖母叹了一声：“是的是的！不过，那年起，上帝的恩泽就不断地光临咱们家了。唉，沃尔沃拉……”
“行啦，老爷子！”
外祖父阴了脸：“行什么行？我们的心血都白费了，这些孩子们，没有一个有出息的！”
他有点不能自控地乱喊乱叫起来，臭骂自己的女儿，向外祖母挥舞他瘦小的拳头：“都是你！你把他们惯坏了，臭老婆子！”他吼了起来，跑到圣像跟前，捶打着自己的胸膛：“上帝啊，我的罪孽就如此深重吗？为什么？”他泪如雨下，目露凶光。
外祖母画着十字，低声安慰着他：“你别这样了！上帝知道这是为什么！你看看比咱们的儿女强的人家可不多啊！老爷子，谁的家也都是这样，吵吵闹闹的，一团糟，所有当父母的都在承受同样的痛苦，不止你一个人啊……”
这些话似乎稳定了他的情绪，他往床上一坐，好像睡着了。
如果和往常一样，我和外祖母一起回到顶楼上去睡觉也就没事儿了，可这一次外祖母想多安慰他两句，就走到了床边。外祖父猛地一翻身，抡起拳头啪的一声打在了外祖母的脸上。外祖母一个踉跄，差点摔倒，她用手按住了嘴唇上流血的伤口，低声说：“你这个傻瓜！”
然后向他的脚前面吐了一口。
他吼了一声，举起手：“我打死你！”
“大傻瓜！”外祖母又说了一句，然后不慌不忙地向门口走去。外祖父向她扑过去，她随手一带门，门扇差点砸在他脸上。
“臭老婆子！”外祖父用手扶住门框，用力地挠着。
我简直有点难以置信眼前的一切，这是他第一次当着我的面打我外祖母，我感到奇耻大辱！他还在那儿挠着门框，许久许久才痛苦地转过身来，慢慢地走到屋子中间，跪下，往前一趴，又直起了上身，捶着胸：“上帝啊，上帝啊……”
我一下子就跑了出去。外祖母在顶楼上漱着口。
“疼吗？”我心疼地问外祖母。
她把水吐到脏水桶里，安静地说：“没事儿，只是嘴唇破了！”
“他为什么这样？”我气愤地说。
她看了看窗外，有些无奈地说：“他总感到事事不如意，所以老发脾气……你快睡吧，别想这些了……”
我又问了她一句什么，她终于严厉地说：“怎么不听话，快睡觉！”她在窗户旁边坐下，吸溜着嘴唇，不断地往手绢里吐着流出的血。
我上了床，一边脱衣服，一边看着她。她头顶上方青色的窗户外，闪着星光。街上很静，屋子里很黑。她走过来，摸摸我的头说：“睡吧，孩子，我得去看看他……你不要太向着我，也许我也有错儿……睡吧！”她亲了亲我，走了出去。
我从床上跳了下来，走到窗前，望着外面清冷的街道，心里难过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