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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小说成为一门学科，许多人在孜孜研究了，又有成千上万的人要写小说而被教导着，小说便越来越失去了本真，如一杯茶放在了桌上，再也不能说喝着的是长江了。过去的万事万物涌现在人类的面前，贤哲们是创造了成语，一句万紫千红被解释为春天的景色，但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春天，万紫千红只会给我们一张脏兮兮画布的感觉。世界变得小起来的时候，一千个人的眼里却出奇的是一千个世界，就不再需要成语。小说是什么？小说是一种说话，说一段故事，我们做过的许许多多的努力——世上已经有那么多的作家和作品，怎样从他们身边走过，依然再走——其实都是在企图着新的说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从开始作为一个作家，要留言的时候，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一种说法，即，或是茶社的鼓书人，甚至于街头卖膏药人，哗众取宠，插科打诨，渲染气氛，制造悬念，善于煽情。或是坐在台上的作政治报告的领导人，慢慢地抿茶，变换眼镜，拿腔捏调，做大的手势，慷慨陈词。这样的说话，不管正经还是不正经，说话人总是在人群前或台子上，说者和听者皆知道自己的位置。当现代洋人的说法进入中国后，说话有了一次革命。洋人的用意十分的好，就是打破那种隔着的说法，企图让说者和听者交谈讨论。但是，当我们接过了这种说法，差不多又变了味，如干部去下乡调查，即使脸上有着可亲的笑容，也说着油盐柴米，乡下人却明白这一切只是为了调查而这样的，遂对调查人的作伪而生厌烦。真和尚和要做真和尚是两回事。现在要命的是有些小说太像小说，有些要不是小说的小说，又正好暴露了还在做小说，小说真是到了实在为难的境界，干脆什么都不是了，在一个夜里，对着家人或亲朋好友提说一段往事吧。给家人和亲朋好友说话，不需要任何技巧了，平平常常只是真。而在这平平常常只是真的说话的晚上，我们可以说得很久，开始的时候或许在说米面，天亮之前说话该结束了，或许已说到了二爷的那个毡帽。过后想一想，怎么从米面就说到了二爷的毡帽？这其中是怎样过渡和转换的？一切都是自自然然过来的呀！禅是不能说出的，说出的都已不是了禅。小说让人看出在做，做的就是技巧的，这便坏了。说平平常常的生活事，是不需要技巧，生活本身就是故事，故事里有它本身的技巧。所以，有人越是要想打破小说的写法，越是在形式上想花样，适得其反，越更是写得像小说了。因此，小说的成功并不决定于题材，也不是得力于所谓的结构。读者不喜欢了章回体或评书型的小说原因在此；而那些企图要视角转移呀，隔离呀，甚至直接将自己参入行文等等的作法，之所以并未获得预期效果，原因也在此。
《白夜》的说话，就是在基于这种说话的基础上来说的。它可能是一个口舌很笨的人的说话，但它是从台子上或人圈中间的位置下来，蹲着，真诚而平常的说话，它靠的不是诱导和卖弄，结结巴巴的话里，说的是大家都明白的话，某些地方只说一句二句，听者就领会了。比如我说：“穿鞋吧。”你就把鞋穿了，再用不着我来说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穿鞋，鞋的发明人是谁，什么是鞋底，什么是鞋帮，怎么个法儿去穿。这样的说话，我是从另外一部长篇小说开始的，写完《白夜》，我觉得这说法并不别扭，它表面上看起来并不乍艳，骨子里却不是旧，平平常常正是我的初衷。那部长篇小说完成以后，曾引起纷纷扬扬的对号入座，给了我相当沉重的压力，我却也想，这好嘛，这至少证明了我的一种追求的初步达到：毕竟读者读这部小说使他们觉得他们不是在读小说，而是在知道了曾经发生过的一段故事。它消解了小说的篱笆。当然，小说仍是小说，它是虚构的艺术，但明明知道是小说却不是了小说，如面对着镜子梳头、刮脸或挤脸上的疖子时，镜子的意义已经没有，面对的只是自己或自己脸上的疖子。
现在，我该说明一些与《白夜》有关的事了。
一、在《白夜》里，穿插了许多目连戏的内容，不管我穿插目连戏的意旨如何，而目连戏对于许多读者可能是陌生的。目连救母是一个很古老的民间故事，将目连救母的故事搬上戏剧舞台，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汴京的杂剧。在近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上，目连戏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即阴间阳间不分，历史现实不分，演员观众不分，场内场外不分，成为人民群众节日庆典、祭神求雨、驱魔消灾、婚丧嫁娶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它是中国戏剧的活的化石。一九九三年秋天，我来到四川，在绵阳参加中国四川目连戏国际学术研讨会，观看了五台目连鬼戏。我太喜欢目连戏的内容和演出形式，当时竭力搜集有关目连戏的资料。在《白夜》中所写到的部分剧情文字，便是从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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