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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共花三两，剩下十两，是他的。所以，老董说，那年头，手里的钱花不清——烩鸭条才一吊四百钱一卖！
——引自《国子监》
据老董说，他儿子德启娶亲，搭棚办事，摆了三十桌——当然这样的酒席只是“肉上找”，没有海参鱼翅，而且是要收份子的，但总也得花不少钱。
他什么时候到历史博物馆来，怎么来的，我没有问过他。到我认识他时，他已经不是“手里的钱花不清”了，吃穿都很紧了。
历史博物馆的职工中午大都是回家吃，有的带一顿饭来。带来的大都是棒子面窝头、贴饼子。只有小赵每天都带白面烙饼，用一块屉布包着，显得很“特殊化”。小赵原来打小鼓的出身，家里有点积蓄。
老董在馆里住，饭都是自己做。他的饭很简单，凑凑合合，小米饭。上顿没吃完，放一点水再煮煮。拨一点面疙瘩，他说这叫“鱼儿钻沙”。有时也煮一点大米饭。剩饭和面和在一起，擀一擀，烙成饼。这种米饭面饼，我还没见过别人做过。菜，一块熟疙瘩，或是一团干虾酱，咬一口熟疙瘩、干虾酱，吃几口饭。有时也做点熟菜，熬白菜。他说北京好，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没有考查出来。
他对这样凑凑合合的一日三餐似乎很“安然”，有时还颇能自我调侃，但是内心深处是个愤世者。生活的下降，他是不会满意的。他的不满，常常会发泄在儿子身上。有时为了一两句话，他忽然暴怒起来，跳到廊子上，跪下来对天叩头：“老天爷，你看见了？老天爷，你睁睁眼！”
每逢老董发作的时候，德启都是一声不言语，靠在椅子里，脸色铁青。
别的人，也都不言语。因为知道老董的感情很复杂，无从解劝。
老董没有嗜好。年轻时喝黄酒，但自我认识他起，他滴酒不沾。他也不抽烟。我写了《国子监》，得了一点稿费，因为有些材料是他提供的，我买了一个玛瑙鼻烟壶，烟壶的顶盖是珊瑚的，送给他。他很喜爱。我还送了他一小瓶鼻烟，但是没见他闻过。
一九六〇年（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后期），我到东堂子胡同历史博物馆宿舍去看我的老师沈从文，一进门，听到一个人在传达室里骂大街，一听，是老董：
“我操你们的祖宗！操你八辈的祖奶奶！我八十多岁了，叫我挨饿！操你们的祖宗，操你们的祖奶奶！”
没有人劝。骂让他骂去吧，一个八十多的老人了，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老董经过清、民国、袁世凯、段祺瑞、北伐、日本、国民党、共产党，他经过的时代太多了。老董如果把他的经历写出来，将是一本非常精彩的回忆录（老董记性极好，哪年哪月，白面多少钱一袋，他都记得一清二楚），这可能是一份珍贵史料——尽管是野史。可惜他没有写，也没有人让他口述记录下来。
二愣子
他应该是有名有姓的，但是没人知道，大家都叫他二愣子。他是阜平人。文工团经过阜平时，他来要求“参加革命”，文工团有些行李服装，装车卸车，需要一个劳动力，就吸收了他。进城以后，以文工团为基础，抽调了一些老区来的干部，加上解放前夕参加工作的大学生，组建成市文联和文化局，两个单位在一个院里办公。二愣子当了勤杂工。每天扫扫院子，整理会议室、小礼堂的桌椅，掸掸土；冬天，给办公室生炉子、擞火、添煤。他不爱说话，口齿不清，还有点结巴。告诉他一点什么事，他翻着白眼听着。问他听明白了没有，不大明白。二愣子这外号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为什么大家都记得有个二愣子？因为他有个特点：爱诉苦。
那年七七，机关开了个纪念会。由一个干部讲了卢沟桥事变的经过，抗日战争的形势，八路军的战果，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当时开会，大都会有群众代表发言。被安排发言的是二愣子。他讲了日本兵在阜平的烧杀掳抢、三光政策，他的父母都被杀害了，他的一个妹妹被日本兵糟蹋了。他讲得声泪俱下，最后是号啕大哭。一个人事科的干部把他扶到座位上，他还抽泣了半天。所有新参加革命的青年，听了二愣子的诉苦，无不为之动容，女同志不停地擦眼泪。开这个座谈会，让二愣子诉苦，目的是教育这些大学生。看来，目的是达到了，青年的思想觉悟提高了。
二愣子对日本人有刻骨的仇恨。解放初几年，每年国庆节，都要游行。游行都要抬伟人像。除了马、恩、列、斯、毛、孙中山，还有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领袖。领袖像是油画，安了木框，下面两根木棍。四个人抬一个。木框和木棍都做得很笨重，从东城抬到西城，压得肩膀够呛。我那时还年轻，也有抬伟人像的任务。有一年，我和二愣子分配在一个组。他把伟人像扛上肩，回头一看，放下了。“怎么啦？”“我不抬这个老日本！”我们抬的是德田球一。跟他说：这个老日本是个好日本人，是日共的领袖。怎么说也不成。只好换一个人上来，把他调到后面去抬伊巴露丽。
解放初期，纪念会特多。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都要开会。由文化局的副局长或文联副秘书长主持会议，一个政工干部讲讲节日的来历、意义。政工干部也不用什么准备，有统一印发的宣传材料，他只要照本宣科摘要地念一念就行。这些宣传材料每年几乎都是一样，其实大可不必按期编印，汇集一本《革命节日宣讲手册》，便可一劳永逸，用几十年。这些节日纪念，照例有群众代表讲话。讲话的照例是二愣子。他对什么芝加哥女工罢工、示威游行、蔡特金、第二国际……这些全不理会，他只会诉苦，讲他的父母被杀害，妹妹被日本兵糟蹋了，声泪俱下，号啕大哭。到了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他也上去诉苦，那倒是比较能沾得上边的。他的诉苦，起初是领导上布置的。后来，不布置，他也要自动诉苦。每回的内容都是一样。曾经受过感动的，后来，不感动了。终于，到了节日，人事处干部就说服他，不要再诉苦了。“不叫诉苦？”他很纳闷。
我后来调到别的单位，就没有看见二愣子。“文化大革命”以后，见到市文联、文化局的老人，我问起：“二愣子怎么样了？”他们告诉我：二愣子傻了，进了福利院。
和尚
铁桥
我父亲续娶，新房里挂了一幅画——一个条山，泥金地，画的是桃花双燕，题字是：“淡如仁兄嘉礼弟铁桥敬贺。”两边挂了一副虎皮宣的对联，写的是：
蝶欲试花犹护粉
莺初学啭尚羞簧
落款是杨遵义。我每天看这幅画和对子，看得很熟了。稍稍长大，便觉出这副对子其实是很“黄”的。杨遵义是我们县的书家，是我的生母的过房兄弟。一个舅爷为姐夫（或妹夫）续弦写了这样一副对子，实在不成体统。铁桥是一个和尚。我父亲在新房里挂了一幅和尚的画，全无忌讳；这位铁桥和尚为朋友结婚画了这样华丽的画，且和俗家人称兄道弟，也着实有乖出家人的礼教。我父亲年轻时的朋友大都有些放诞不羁。
我写过一篇小说《受戒》，里面提到一个和尚石桥，原型就是铁桥。
他是我父亲年轻时的画友。他在本县最大的寺庙善因寺出家，是指南方丈的徒弟。指南戒行严苦，曾在香炉里烧掉两个指头，自称八指头陀。
铁桥和师父完全是两路。他一度离开善因寺，到江南云游。曾在苏州一个庙里住过几年，因此他的一些画每署“邓尉山僧”，或题“作于香雪海”。后来又回善因寺。指南退居后，他当了方丈。善因寺是本县第一大寺，殿宇精整，庙产很多。管理这样一个大庙，是要有点才干的，但是他似乎很清闲，每天就是画画画，写写字。他的字写石鼓，学吴昌硕，很有功力。画法任伯年，但比任伯年放得开。本县的风雅子弟都乐与往还。善因寺的素斋极讲究，有外面吃不到的猴头、竹荪。
铁桥有一个情人，年纪很轻，长得清清雅雅，不俗气。
我出外多年，在外面听说铁桥在家乡土改时被枪毙了。善因寺庙产很多，他是大地主。还有没有其他罪恶，就不知道了。听说家乡土改中枪毙了两个地主。一个是我的一个远房舅舅，也姓杨。
一九八二年，我回了家乡一趟，饭后散步想去看看善因寺的遗址，一点都认不出来了，拆得光光的。
因为要查一点资料，我借来一部民国年间修的县志翻了两天。在“水利”卷中发现：有一条横贯东乡的水渠，是铁桥主持修的。哦？铁桥还做过这样的事？
静融法师
我有一方很好的图章，田黄“都灵坑”，犀牛纽，是一个和尚送给我的。印文也是他自刻的，朱文，温雅似浙派，刻得很不错（田黄的印不宜刻得太“野”，和石质不相称）。这个和尚法名静融，一九五一年和我一同到江西参加土改，回北京后，送了我这块图章。章不大，约半寸见方（田黄大的很少），我每为人作小幅字画，常押用，算来已经三十七八年了。
这次土改是全国性的，也是最后的一次，规模很大。我们那个土改工作团分到江西进贤。这个团的成员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大学教授，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商业局的，园林局的，歌剧院的演员，教会医院的医生、护士长，还有这位静融法师。浩浩荡荡，热热闹闹。
我和静融第一次有较深的接触，是说服他改装。他参加工作团时穿的是僧衣——比普通棉袄略长的灰色斜领棉衲。到了进贤，在县委学文件，领导上觉得他穿了这样的服装下去，影响不好，决定让他换装。静融不同意，很固执。找他谈了几次话，都没用。后来大家建议我找他谈谈，说是他跟我似乎很谈得来。我不知道跟他说了一通什么把马列主义和佛教教义混杂起来的歪道理，居然把他说服了。其实不是我的歪道理说服了他，而是我的态度较好，劝他一时从权，不像别的同志，用“组织性”“纪律性”来压他。静融临时买了一套蓝卡其布的干部服，换上了。
我们的小组分到王家梁。一进村，就遇到一个难题：一个恶霸富农自杀了。这个地方去年曾经搞过一次自发性的土改，这个恶霸富农被农民打得残废了，躺在床上一年多，听说土改队进了村，他害怕斗争，自杀了。他自杀的办法很特别，用一根扎腿的腿带，拴在竹床的栏杆上，勒住脖子，躺着，死了。我还没有听说过人躺着也是可以吊死的。我们对这种事毫无经验，不知应该怎么办。静融走上去，左右开弓打了富农两个大嘴巴子，说：“埋了！”我问静融：“为什么要打他两个嘴巴子？”他说：“这是法医验尸的规矩。”原来他当过法医。
静融跟我谈起过他的身世。他是胶东人，除了当过法医，他还教过小学，抗日战争时期拉过一支游击队，后来出了家。在北京，他住在动物园后面的一个庙里（是五塔寺吗？）。北京解放，和尚都要从事生产。他组织了一个棉服厂，主办一切。这人的生活经历是颇为复杂的。可惜土改工作紧张，能够闲谈的时候不多，我所知者，仅仅是这些。
静融搞土改是很积极的。我实在不知道他是怎样把阶级斗争和慈悲为本结合起来的，他的社会经验多，处理许多问题都比我们有办法。比如算剥削账，就比我们算得快。
我一直以为回北京后能有机会找他谈谈，竟然无此缘分。他刻了一方图章，到我家来，亲自送给我，未接数言，匆匆别去。我后来一直没有再看到过他。
静融瘦瘦小小，但颇精干利索。面黑，微有几颗麻子。
阎和尚
阎长山（北京市民叫“长山”的特多）是剧院舞台工作队的杂工，但是大家都叫他阎和尚。我很纳闷：“为什么叫他阎和尚？”
“他是当过和尚。”
我刚到北京时，看到北京和尚，以为极奇怪。他们不出家，不住庙，有家，有老婆孩子。他们骑自行车到人家去念佛。他们穿了家常衣服，在自行车后架上夹了一个包袱，里面是一件行头——袈裟，到了约好的人家，把袈裟一披，就和别的和尚一同坐下念经。事毕得钱，骑车回家吃炸酱面。阎和尚就是这样的和尚。
阎和尚后来到剧院当杂工，运运衣箱道具，也烧过水锅，管过“彩匣子”（化妆用品），但并不讳言他当过和尚。剧院很多人都干过别的职业。一个唱二路花脸的在搭不上班的年头卖过鸡蛋，后来落下一个外号：“大鸡蛋。”一个检场的卖过煳盐。早先北京有人刷牙不用牙膏牙粉，而用炒煳的盐，这一天能卖多少钱？有人蹬过三轮，拉过排子车。
剧院这些人干过小买卖、卖过力气，都是为了吃饭。阎和尚当过和尚，也是为了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