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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车匠

    “戴车匠”在我们这里不但是一个人,一间小店,还是一个地名。他住在东街与草巷相交地方。东街与草巷相交处大家称为草巷口。但对我们说起来这实在不够精确。虽然东街也还比不上别处的巷子大,但街与巷相交总就有四个“口”,左边右边,这边那边。大人们凡事都含糊,因为他们生活中只需这么含糊即可对付过去。我们可不成。比如:巷口街这边有个老太婆摆摊子,卖的是桃子,杏子,香瓜,柿饼,牙枣子,风荸荠,杨花萝卜,泥娃娃,啯啯鸡;对面也有一个老太婆,卖的是啯啯鸡,泥娃娃,(有好多种,)杨花萝卜,(我在别处虽亦见过这种水红色,粗长如指,杨花飞时挑出来卖,生嚼凉拌都脆爽细嫩无比的萝卜,可是没有吃过;我总觉不是我们故乡的那一种,仅仅略具形似而已。)风荸荠,牙枣子,桃子杏子,香瓜,还有柿饼子,完全一样!你说这怎么办?有时还好,可以随便;在她们生意都还不错,在有新货下市时候,她们彼此也都和颜悦色的时候,亲热得像对老姊妹的时候,那就无所谓,我们买谁的都觉得一样。这边那边,一样。有时,可就麻烦,又要处心积虑,又要临时见机,又要为自己利害打算,又要用自己几个钱和显明的倾向态度来打抱不平。而且我们之间意见常不一样。那就得辩论,甚至出恶言恶声,吵闹起来,要麻油拌芥菜,各有心中爱,各走各的路。完了,我们之间有一道鸿沟!要十分钟,或半点钟,或半天,甚至三两天,时间才填平了它,又志同道合,莫逆无间,不恨不轻视。这两个老太婆又有时这个显得比那个穷,有时那个显得比这个弱。有时这边得到侄儿一点支助,买了一堆骄傲的货色,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有时那个的女儿给她做了件新毛蓝布褂子,她就觉得不屑与裤裆里都有补丁的人相较量。她们老是骂架,一骂一整天,老是那些话,骂骂,歇歇,又骂骂。作一笔买卖,数钱拣货;青菜汤送下一大碗干饭,这就有时间准备新的武器,聚了一堆她们自以为更泼辣淋漓的言语,投过去,抛回来,希望伤人要害。这对我们说起来,未免可厌,因为骂人都不好看。尤其她们相骂时,大都是坏天气,全世界都不舒服的时候。她们的生意都非常坏,摊子上尽是些陈旧干瘪的货品,又稀少可怜。她们的恨毒注在颓老之中,像下雨天城门口的泥泞。她们的肝火焚烧她们的太阳穴,她们的头发披下来,她们都无望无助,孤苦凄怆,哀哀欲绝。——为什么没有人劝劝她们呢?你想想看,手放在口袋里,搓摩着温热的铜钱,我们何以为情?我们立着看了半天,渐渐已忘记了想买的东西;不想吃什么,也不想玩什么,为一种十分深沉黏着的痛楚所孕育,所教化。——有时,她们会扭住衣角和一点小小发髻打起来。一面低嘶诅咒一面打。她们都打不动了,然而她们用坚硬的瘦骨相冲撞,撕,咬,抓头发,拉破别人的衣服。一场心长力拙,松懈干枯的争斗。她们会有一天有一个打死的。不是死在人手上,自己站脚不稳,踉跄跄一跤掼在石头角上碰破脑袋死去。……啊,不说这个吧。告诉你这些只是借此而告诉你虽是那么一街之隔可是距离多远。所以不能含糊。所以不能含糊地说是“草巷口”。草巷口一边是个旱烟店,另一边是戴车匠店。你看要是有个提小面人的来了,吹糖人的来了,耍木儡戏的来了,背负韦驮化缘的游方僧人来了,走江湖挂水碗的来了,各种各样惊心动魄的人物事情在那里出现,我们飞奔着去看,你要是说“草巷口”,那多急人。你一说“戴车匠家”,就多省事明白。大家就一直去,不需东张西望。“戴车匠”,“戴车匠”,这在我们不是三个字,是相连不可分,成为一体的符号。戴车匠是一点,集聚许多东西,是一个中心,一个底子。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格,一区,一个本土和一个异国,我们的岁月的一个见证。我们说“戴车匠家”,不说“戴车匠家门前”。一则那么说太啰唆,再则我们似把门外这一切活动,一切景物情感都收纳到他的那间小店里去,似乎是属于它,为它所有;为他,为戴车匠所有了;虽然戴车匠的铺子那么那么小,戴车匠是不沾蘸什么的那么一个人。戴车匠是一颗珠子,从水里拿出来,不留一滴。——正因为他是那么一个人吧。

    (说这些毫无意思!既已说了,说了算数。)

    我记得戴车匠的板壁上贴的一副小红春联,每年都是那么两句,极普通常见的两句:

    室雅何须大

    花香不在多

    虽是极普通常见,甚至教人觉得俗,俗得令人厌恶反感,可是贴在戴车匠家就有意义,合适,感人。虽然他那半间店面说不上雅不雅,而且除了过年插一枝山茶,端午菖蒲艾叶石榴花,八九月或者偶然一枝桂,一朵白荷以外,平常也极少插花。——插花的壶是总有一个的,老竹根,他自己车床上琢出来的,总供在一个极高的方几上。说是“供”,不是随便说,确是觉得那有一种恭敬,一种神圣,一种寄托和一种安慰,即使旁边没有那个小小的瓦香炉,后面不贴一小幅神像。我想我不是自以为然,确是如此。我想,你若是喜爱那个竹根壶,想花钱向他买来,戴车匠准是笑笑,“不卖的”。戴车匠一生没有遇过几个这样坚老奇怪的根节,一生也不会再为自己车旋一个竹壶。它供在那里已经多少年,拿去了你不是叫他那个家整个变了个样子?他没有想得太多,可是卖这个壶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他只有那么一句话,笑笑,“不卖的”。别的回答他不知道,他不考虑。你若是真的去要,他也高兴。因为有人喜爱他喜爱得成了习惯的东西,你就醅新了他的感情。他也感激你,但他只能说:“我给你留意吧,要再遇到这样的竹子,会留意的。”他当真会留意的,他忘不了。有了,他就做好,放在高高的地方,等你去发现,来拿。——你自然会发现,因为你天天经过,经过了总要看一看。他那个店面是真小。小,而充实。

    小,而充实。堆着,架着,钉着,挂着,各种各样的东西。留出来的每一空间都是必需的。从这些空间里比从那些物件上更看出安排的细心,温情,思想,习惯,习惯的修改与新习惯的养成,你看出一个人怎么样过日子。

    当门是一具横放的榉木车床,又大又重,坚硬得无从想象可以用到什么时候。它本身即代表了永远。那是永远也不会移动的,简直好像从地里长出来的,一个稳定而不表露的生命。这个车床没有问题比戴车匠岁数还要大,必是他父亲兼业师所传留下来的。超过需要的厚实是前代人制作法式。(我们看从前的许多东西老觉得一个可以改成两个三个用。)这个车床的形貌有些地方看起来不大讲究。有的因材就用,不拘小节,歪着扭着一点就听它歪着扭着一点,不削斫太多以求其平直,然而这无妨于它大体的俨然方正。用了这许多年了,许多不光致斧凿痕迹还摸得出来,可是接榫卡缝处吻投得真紧,真确切,仿佛天生的一个架子,不是一块块拼拢来的。多少年了,不摇,不晃,不走一点样!这个车床占了几乎二分之一的店堂,显然这是最重要的东西,其余一切全附属于它,且大半是从这个车床上做出来的。大车床里头是一个小车床。戴车匠做一点小巧东西则在小车床上。那就轻便得多,秀气得多,颜色也浅,常擦摩处呈牙黄色,光泽异常,木理依约可见,这是后来戴车匠自己手制的。再往里去,一伸手是那张供香炉竹壶高几。车床后面有仅容一人的走道。挨着靠墙而放的一条桌向里去,是内室了。想来是一床,一灯案,低梁小窗,紧凑而不过分杂乱。当有一小侧门,通出去是个狭长小天井。看见一点云,一点星光,下雨天雨水流在浅浅的阴沟里。天井中置水缸二口,一吃一用;煮饭烧茶风炉两只。墙阴凤仙花自开自落,砖缝里几丝草,在轻风中摇曳,贴地爬着几片马齿苋,有灰蓝色螟蛾飞息。凡此虽非目睹,但你见过许多这样格局的房子,原是极契熟的。其实即从外面情形,亦不难想象得知。——他吃饭用的碗筷放在哪里呢?条桌上首墙上,他挖开了一块,四边钉板,安小门两扇,这就成了个柜子。分成几槅,不但碗筷,他自己的茶叶罐子烟荷包,重要小工具,祖传手绘的图样,订货的底子,跟他儿子的纸笔,女人的梳头家私,全都有了妥停放处。屈半膝在骨牌凳上,可以方便取得。我小时颇希望能有个房间有那样一个柜子,觉得非常有趣。他的白蜡杆子,黄杨段子,桑木枣木梨木材料则搁在高几上一个特制架上,堆得不十分整齐,然而有一种秩序,超乎整齐以上的秩序。(车匠所需木料不多,)架子的支脚翘出如壶嘴,就正好挂一个蝈蝈笼子!

    戴车匠年纪还不顶大,如果他有时也想想老,想得还很昧暧,不管惨切安和,总离着他还远,不迫切。他不是那种一步即跌入老境的人,他只是缓缓地,从容地与他的时光厮守。是的,他已经过了人生的峰顶。有那么一点的,战栗着,心沉着,急促地呼吸着,张张望望,彷徨不安,不知觉中就越过了那一点。这一点并不突出,闪耀,戴车匠也许纪念着,也许忽略了。这就是所谓中年。

    吃过了早饭,看儿子夹了青布书包,(知道他的生书已经在油灯下读熟,为他欢喜,)拿了零用钱,跳下台阶,转身走了,戴车匠还在条桌边坐了一会儿。天气真好。街上扫过不久,还极干净。店铺开了门的不少,也还有没有开的。这就都要一家一家的全打开的。也许有一家从此就开不了那几块排门了,不过这样的事究竟不多。巷口卖烧饼油条的摊子热闹过一阵,又开始第二阵热闹了。烧饼槌子敲得极有精神,(槌子是从戴车匠家买去的,)油条锅里涌着金色泡沫。风吹着丁家棉线店的大布招卷来卷去。在公安局当书办的徐先生埋着头走来,匆忙地向准备好点头的戴车匠点一个头,过去了。一个党部工友提一桶浆子在对面墙上贴标语。戴车匠笑,因为有一张贴倒了。正看到知道一定有的那一张,“中华民国万岁”,他那把短嘴南瓜形老紫砂壶已经送了出来,茶泡好了,这他就要开始工作了。把茶壶带过去,放在大小车床之间的一个小几上,小几连在车床上。坐到与车床连在一起的高凳上,戴车匠也就与车床连在一起,是一体了。人走到他的工作之中去,是可感动的。先试试,踹两下踏板,看牛皮带活不活;迎亮看一看旋刀,装上去,敲两下;拿起一块材料,估量一下,眼睛细一细,这就起手。旋刀割削着木料,发出轻快柔驯的细细声音,狭狭长长,轻轻薄薄的木花吐出来。……

    木花吐出来,车床的铁轴无声而精亮,滑滑润润转动,牛皮带往来牵动,戴车匠的两脚一上一下。木花吐出来,旋刀服从他的意志,受他多年经验的指导,旋成圆球,旋成瓶颈状,旋苗条的腰身,旋出一笔难以描画的弧线,一个悬胆,一个羊角弯,一个螺纹,一个杵脚,一个瓢状的,铲状的空槽,一个银锭元宝形,一个云头如意形。……狭狭长长轻轻薄薄木花吐出来,如兰叶,如书带草,如新韭,如番瓜瓤,戴车匠的背佝偻着,左眉低一点,右眉挑一点,嘴唇微微翕合,好像总在轻声吹着口哨。木花吐出来,挂一点在车床架子上,大部分从那个方洞里落下去,落在地板上,落在戴车匠的脚上。木花吐出来,宛转的,绵缠的,谐协的,安定的,不慌不忙地吐出来,随着旋刀悦耳的吟唱。……

    戴车匠上下午各连续工作两个时辰。其中稍稍中断几次,走下来拿点材料,翻翻图样,比较比较两批所做货色是否划一,给车轴加点油。做好了一个货色,握在手里,四方八面端详端详,再修一两刀,看看已经合乎理想,中规应矩了,就放在车床前一块狭狭板上,一个一个排起来。虽然他不赶急,但也十分盼待着把这块板上排得满满的吧。他笑他儿子写字总望一口气写满一张纸,他自己也未始不愿人知道他是个快手。这样的年纪也还有好胜心的。似乎他每天派给自己多少工作,把那点工作做好,即为满意。能分外多做几件就很按捺不住得意了。这点得意只有告诉他女人听,甚至想得到两句夸奖,一点慰劳,哈!他自然可以有时间抽一袋烟,喝两口茶,伸个懒腰;高兴,不怕难为情,也尽管哼两句朱买臣桃花宫老戏,他允许自己看半天洋老鼠踩车推磨,——他的洋老鼠越来越多,它们的住家也特别干净,曲折;逗逗檐前黄雀,用各种亲密调侃言语。黄雀就竭其所能地唱起来,蓬松了脖子上的毛,耸耸肩,剔剔足,恣酣而矜庄地啭弄了半天,然后用珊瑚小嘴去啄一口食,饮一点水。戴车匠,可又认为它跟叫天子学了坏样,唱不成腔,——初学养鸟人注意:凡百鸟雀不可与叫天子结邻并挂,叫天子是个嗓子冲而无修养训练的野狐禅唱歌家,油腔滑调,乱用表情!在合唱时尤其只听到它的荒怪的逞喉极叫。——一面戴车匠又俯到他的工作上去,有的时候,忽然,他停下来,那就是想到了一点什么事。或是记一记王老五请的一会什么时候该他自己首会了;或是儿子塾师过生,该备一点礼物送去,今年是整五十;或是刘长福托他斡旋一件什么事,那一头今天该给回话;或是澡堂里听来一个治风湿痛秘方,他麻二叔正用得着,可是六味药中有一味比较生疏,得去问问;或是,哦,老张呀,死了半年多,昨天夜里怎么梦见他了,还好好的,还是那样子,还说了几句话,话可一句也记不得了;老张儿子在湖西屠宰税上跑差,该没有什么吧?这就教他大概筹计筹计下午该往哪里走走,碰些什么人,做点什么事,怎么,说那些话。他的手就扶上了左额,眼睛眯????,不时眨一眨。甚至有时等不及吃饭时再说,就大声唤女人出来商量。有时,甚至立刻进去换了件衣服,拿了扇子就出去了,临走时关照下来,等不等他吃饭;有谁来让候一候还是明天再来;船上人来把挂在门柱上那一串东西交给他拿去,钱或现交或下次转来再带来都可以。……他走了,与他的店,他的车床小别。

    平常日子,下午,戴车匠常常要出去跑跑,车匠店就空在那儿。但是看上去一点都不虚乏,不散漫,不寂寞,不无主。仍旧是小,而充实。若是时间稍久,一切,店堂,车床,黄雀,洋老鼠,蝈蝈,伸进来的一片阳光,阳光中浮尘飞舞,物件,空间;隔壁侯银匠的槌子声音与戴车匠车床声音是不解因缘,现在银匠槌子敲在砧子上像绳索少了一股;门外的行人,和屋后补着一件衣服的他的女人,都在等待,等待他回来,等待把缺了一点什么似的变为完满。——戴车匠店的店身特别高,为了他的工作,(第一木料就怕潮)又垫了极厚的地板,微仰着头看上去有一种特别感觉。也许因为高,有点像个小戏台,所以有那种感觉吧。——自然不完全是。

    戴车匠所做东西我们好多叫不出名字,不知道干什么用的。比如二尺长的大滑车,戴车匠告诉我是湖里粮船上用的,因为没有亲身验证,所以都无真切印象。——也许后来,我稍长大,有机会在江湖漂泛,看见过的,但因为悬结得那么高,又在那么大的帆前面,那么大的船,那么大的水,汪洋浩瀚之中,这么一个滑车看上去也算不得什么了吧。人也大了,不复充满好奇,凡百事多失去惊愕兴趣了。——不过在大帆船上看那些复杂绳索在许多滑车之中溜动牵引,上上下下,想到它们在航行时所起作用,仍是极迷人的。我真希望向戴车匠询问各种滑车号数,好到船上混充内行!滑车真多,一串一串挂在梁上。也许戴车匠自己也没有看人怎么样用它吧?不过不要紧,有烧饼槌子,搓烧卖皮子小棒,擀面杖,之字形活动衣架,蝇拂上甘露子形状柄子,……他随处可以看见自己手里做出来的东西在人手里用。老太太们都有个捻线棰,早晚不离手的在巷口廊前搓,一面与人谈桑麻油米,儿女婚嫁。木碗木勺是小儿恩物,轻便,发脾气摔在地下不致挨打挨骂,敲着橐橐的响又可以想它是个什么它就是个什么,木鱼,更柝,取鱼梆子,还有你想也想不出的什么声音的代表。——不过自从我有一次听说从前大牢里的囚犯是以木碗吃饭的,则不免对这个东西有了一种悲惨印象。自然这与戴车匠没有什么关系,不该由他负责。看见有人卖放风筝绕线用的小车子,我们眼中盈盈的是羡慕的光。我们放的是酒坛,三尾,瓦片,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使用这么豪侈的器械。啊,我们是忘不了戴车匠的。秋天,他给我们做陀螺,做空钟。夏天,做水枪。春天,竹蜻蜓。过年糊兔儿灯,我们去买轱辘,戴车匠看着一个一个兔儿灯从街上牵过去,在结了一点冰的街上,在此起彼歇锣鼓声中,爆竹硝黄气味,影影沉沉纸灯柔光中。但我最喜欢的还是爬上高台阶向他买“螺蛳弓”。别处不知有无这样的风俗,清明,抹柳球,种荷秧,还吃螺蛳。家家悉煮五香螺蛳一锅,街上也有卖的。一人一碗,坐在门槛上一个一个掏出去吃。吃倒没有什么,(自然也极鲜美)主要还是把螺蛳壳用螺蛳弓一个一个打出去。——这说起不易清楚,明年春天我给你做一个吧。戴车匠做螺蛳弓卖。我们看着他做,自己挑竹子,选麻线,交他一步一步做好,戴车匠自己在小几上蓝花大碗中拈一个螺蛳吃了,螺壳套在“箭”上,很用力的样子(其实毫不用力)拉开,射出去,半天,听得得地落在瓦沟里,(瓦匠扫屋,每年都要扫下好些螺壳来,)然后交给我们。——他自己儿子那一把弓特别大,有劲,射得远。戴车匠看着他儿子跟别人比射,细了眼睛,半晌,又没有什么意义地摇摇头。

    为什么要摇摇头呢?也许他想到儿子一天天大起来了么?也许。我离开故乡日久,戴车匠如果还在,也颇老了。我不知因何而觉得他儿子不会再继续父亲这一行业。车匠的手艺从此也许竟成了绝学,因为世界上好像已经无须那许多东西,有别种东西替代了。我相信你们之中有很多人根本就无从知道车匠店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没有见过。或者戴车匠是最后的车匠了。那么他的儿子干什么呢?也许可以到铁工厂里当一名练习生吧。他是不是像他父亲呢,就不知道了。——很抱歉,我跟你说了这么些平淡而不免沉闷的琐屑事情,又无起伏波澜,又无镕裁结构,逶逶迤迤,没一个完。真是对不起得很。真没有法子,我们那里就是这样的,一个平淡沉闷,无结构起伏的城,沉默的城;城里充满像戴车匠这样的人;如果那也算是活动,也不过就是这样的活动。——唔,不尽然,当然,下回我们可以说一点别的。我想想看。

    侯银匠

    白果子树,开白花,

    南面来了小亲家。

    亲家亲家你请坐,

    你家女儿不成个货。

    叫你家女儿开开门,

    指着大门骂门神。

    叫你家女儿扫扫地,

    拿着笤帚舞把戏。

    …………

    侯银匠店是个不大点的小银匠店。从上到下,老板、工匠、伙计,就他一个人。他用一把灯草浸在油盏里,用一个弯头的吹管把银子烧软,然后用一个小锤子在一个钢模子或一个小铁砧上丁丁笃笃敲打一气,就敲出各种银首饰。麻花银镯、小孩子虎头帽上钉的银罗汉、系围裙的银链子、珐琅簪子、点翠簪子……侯银匠一天就这样丁丁笃笃地敲,戴着一副老花镜。

    侯银匠店特别处是附带出租花轿。有人要租,三天前订好,到时候就由轿夫抬走。等新娘拜了堂,再把空轿抬回来。这顶花轿平常就停在屏门前的廊檐上,一进侯银匠家的门槛就看得见。银匠店出租花轿,不知是一个什么道理。

    侯银匠中年丧妻,身边只有一个女儿。他这个女儿很能干。在别的同年的女孩子还只知道梳妆打扮,抓子儿、踢毽子的时候,她已经把家务全撑了起来。开门扫地、掸土抹桌、烧茶煮饭、浆洗缝补,事事都做得很精到。她小名叫菊子,上学之后学名叫侯菊。街坊四邻都很羡慕侯银匠有这么个好女儿。有的女孩子躲懒贪玩,妈妈就会骂一句:“你看人家侯菊!”

    一家有女百家求,头几年就不断有媒人来给侯菊提亲。侯银匠总是说:“孩子还小,孩子还小!”千挑选万挑选,侯银匠看定了一家。这家姓陆,是开粮行的。弟兄三个,老大老二都已经娶了亲,说的是老三。侯银匠问菊子的意见,菊子说:“爹做主!”侯银匠拿出一张小照片让菊子看,菊子扑哧一声笑了。“笑什么?”——“这个人我认得!他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教过我英文。”从菊子的神态上,银匠知道女儿对这个女婿是中意的。

    侯菊十六那年下了小定。陆家不断派媒人来催侯银匠早点把事办了。三天一催,五天一催。陆家老三倒不着急,着急的是老人。陆家的大儿媳妇、二儿媳妇进门后都没有生养,陆老头子想三媳妇早进陆家门,他好早一点抱孙子。三天一催,五天一催,侯菊有点不耐烦,说:“总得给人家一点时间准备准备。”

    侯银匠拿出一堆银首饰叫菊子自己挑。菊子连正眼都不看,说:“我都不要!你那些银首饰都过了时。现在只有乡下人才戴银镯子。珐琅簪子、点翠簪子,我往哪儿戴,我又不梳纂!你那些银五事现在人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侯银匠明白了,女儿是想要金的。他搜罗了一点金子给女儿打了一对秋叶形的耳坠、一条金链子、一个五钱重的戒指。侯菊说:“不是我稀罕金东西。大嫂子、二嫂子家里都是有钱的,金首饰戴不完。我嫁过去,有个人来客往的,戴两件金的,也显得不过于寒碜。”侯银匠知道这也是给当爹做脸,于是加工细做,心里有点甜,又有点苦。

    爹问菊子还要什么,菊子指指廊檐下的花轿,说:“我要这顶花轿。”

    “要这顶花轿?这是顶旧花轿,你要它干什么?”

    “我看了看,骨架都还是好的。这是紫檀木的。我会把它变成一顶新的!”

    侯菊动手改装花轿,买了大红缎子、各色丝绒,飞针走线,一天忙到晚。轿顶绣了丹凤朝阳,轿顶下一周圈鹅黄丝线流苏走水。“走水”这词儿想得真是美妙,轿子一抬起来,流苏随轿夫脚步轻轻地摆动起伏,真像是水在走。四边的帏子上绣的是八仙庆寿。最出色的是轿帘前的一对飘带,是“纳锦”的。“纳”的是两条金龙,金龙的眼珠是用桂圆核剪破了钉上去的(得好些桂圆才能挑得出四只眼睛),看起来乌黑闪亮。她又请爹打了两串小银铃,作为飘带的坠脚。轿子一动,银铃碎响。轿子完工,很多人都来看,连声称赞:菊子姑娘的手真巧,也想得好!

    转过年来,春暖花开,侯菊就坐了这顶手制的花轿出门。临上轿时,菊子说了声:“爹!您多保重!”鞭炮一响,老银匠的眼泪就下来了。

    花轿没有再抬回来,侯菊把轿子留下了。这顶簇崭新的花轿就停在陆家的廊檐下。

    侯菊有侯菊的打算。

    大嫂、二嫂家里都有钱。大嫂子娘家有田有地,她的嫁妆是全堂红木,压箱底一张田契,这是她的陪嫁。二嫂子娘家是开糖坊的。侯菊有什么呢?她有这顶花轿。她把花轿出租。全城还有别家出租花轿,但都不如侯菊的花轿鲜亮,接亲的人家都愿意租侯菊的花轿。这样她每月都有进项。她把钱放在迎桌抽屉里。这是她的私房钱,她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她对新婚的丈夫说:“以后你要买书,订杂志,要用钱,就从这抽屉里拿。”

    陆家一天三顿饭都归侯菊管起来。大嫂子、二嫂子好吃懒做,饭摆上桌,拿碗盛了就吃,连洗菜剥葱、涮锅、刷碗都不管。陆家人多,众口难调。老大爱吃硬饭,老二爱吃软饭,公公婆婆爱吃烂饭。各人吃菜爱咸爱淡也都不同。侯菊竟能在一口锅里煮出三样饭,一个盘子里炒出不同味道的菜。

    公公婆婆都喜欢三儿媳妇。婆婆把米柜的钥匙交给了她,公公连粮行账簿都交给了她,她实际上成了陆家的当家媳妇。她才十七岁。

    侯银匠有时以为女儿还在身边。他的灯碗里油快干了,就大声喊:“菊子!给我拿点油来!”及至无人应声,才一个人笑了:“老了!糊涂了!”

    女儿有时提了两瓶酒回来看看他,椅子还没有坐热就匆匆忙忙走了。侯银匠想让女儿回来住几天,他知道这办不到,陆家一天也离不开她。

    侯银匠常常觉得对不起女儿,让她过早地懂事,过早地当家。她好比一树桃子,还没有开足了花,就结了果子。

    女儿走了,侯银匠觉得他这个小银匠店大了许多,空了许多。他觉得有些孤独,有些凄凉。

    侯银匠不会打牌,也不会下棋。他能喝一点酒,也不多。而且喝的是慢酒。两块从连万顺买来的茶干,二两酒,就够他消磨一晚上。侯银匠忽然想起两句唐诗,那是他錾在“一封书”样式的银簪子上的(他记得的唐诗本不多)。想起这两句诗,有点文不对题: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兽医

    姚有多是本城有名的兽医(本城兽医不多),外号“姚六针”。他给牲口治病主要是扎针,六针见效。他不像一般兽医,要把牲口在杠子上吊起来,而只是让牲口卧着,他用手在牲口肚子上摸摸,用耳朵贴在肠胃部分听听,然后从针包里抽出一尺长的针,噌噌噌,照牲口肚子上连下三针,牲口便会放一连串响屁,拉好些屎;接着再抽出三根针,噌噌噌,又下三针,牲口顿时就浑身大汗;最后,把事先预备好的稻草灰,用笤帚在牲口身上拍一遍,不到一会儿,牲口就能挣扎着站起来,好了!

    围着看的人都说:“真绝!”

    据姚有多说:前三针是“通”,牲口得病,大都在肠,肠梗阻、肠套结什么的,肠子通了,百病皆除。后三针是“补”——“扎针还能补?”“能,不补则虚,虚则无力。”他有时也用药,用一个木瓢把草药给骡马灌下去,也不煎,也不煮,叫牲口干吞。好家伙,那么一瓢药,够牲口嚼的。吃完,把牲口领起来遛几圈,牲口打几个响鼻,又开始吃青草了。

    姚有多每天起来很早,一起来先绕着城墙走一圈,然后到东门里王家亭子的空地上练两套拳。他说牲口一挨针扎,会踢人,兽医必须会武功。能蹿能跳,防身。

    姚有多的女人前两年得病死了,没有留下孩子,他一个人过。

    谁都知道姚有多不缺钱,但是他的生活很简朴。早上一壶茶,三个肉包子,本地人把这种吃法叫作“一壶三点”;中午大都是在吴大和尚的饺面店里吃一碗面,两个糖酥烧饼;晚饭就更简单了,喝粥。本地很多人家每天都是“两粥一饭”。

    他不喝酒,不打牌。白天在没有人来请医的时候,看看熟人;晚上到保全堂药店听一个叫张汉轩的万事通天南地北地闲聊。

    一天下午,姚有多在刘春元绒线店的廊檐外,看到一个卖油条的孩子跟一位老者下象棋。老者胡子花白,孩子也就是六七岁。一盘棋下了一半,花白胡子已经招架不住,手忙脚乱,败局已定。旁观的人全都哈哈大笑。

    收拾了棋盘棋子,姚有多问孩子:“你是小顺子吧?”

    “你怎么知道?”

    “你还戴着你爹的孝呢!——长得也像。”

    “你认识我爹?”

    “我们从前是很好的朋友。”

    “你是姚二叔。”

    “你认识我?”

    “谁不认识!”

    “你妈还好?”

    “还好。”

    “小顺子,回去跟你妈说,你也不小了,不能老是卖油条。问她愿不愿让你跟我学兽医。我看你挺聪明。准能学成个好兽医!”

    “欸!得罪你啦,二叔!”

    顺子前年死了爹,剩下母子二人相依为命。顺子卖油条,他妈给人洗衣裳。

    顺子的爹生前租下两间房,这房的特点是门外有一口青麻石井栏的井,这样用起水来非常方便。顺子妈每天大件大件地洗,洗完了晾在井边的竹竿上。顺子妈洗的被褥干净,叠的衣服整齐,来找她拆洗的人很多。

    顺子妈干什么都既从容又利落,动作很快,本地人管这样的人叫“刷刮”。

    顺子妈长得很脱俗,个子稍高,肩背都瘦瘦薄薄的。她只有几件布衣裳,但是可体合身。发髻一边插一朵绒线小白花,是给亡夫戴的孝。她的鞋面是银灰色的,这双银灰色的鞋,使她有一种说不出的风韵。

    顺子妈和街坊处得很好,有求她裁一身衣服的,“替”一双鞋样的,绞个脸的,她无不答应——本地新娘子出嫁前要用两根白线把脸上的汗毛“绞”了,显出额头,叫作“绞脸”。但是她很少到人家串门,因为她是个“半边人”(本地称寡妇为“半边人”),怕人家忌讳。她经常走动、聊天说话的是隔壁的金大娘,开茶炉子卖开水的金大力的老婆,金大娘心善人好只是话多,爱管闲事。

    一天晚上,顺子妈把晾干的衣裳已经叠好,金大娘的茶炉子来买水的人也不多了,她就过来找金大娘闲聊——她们是紧邻。

    “二嫂子,”金大娘总是叫顺子妈为二嫂子,“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讲错了,你别生气。”

    “你说。”

    “你也该往前走一步了。”

    本地把寡妇改嫁叫“往前走一步”。

    “我不是没有想过,只是忘不了死鬼。”

    “你不能守一辈子!”

    “再说,也没有合适的人。我怕进来一个后老子,待顺子不好,那我这心里就如刀剜了!”

    “合适的人?有!”

    “谁?”

    “姚有多。他前些时还想收顺子当徒弟,不会苦了孩子。”

    “我想想。”

    “想想!过两天给我个回话,摇头不是点头是!”

    姚有多原来也没有往这件事上想过,金大娘一提,他心动了,走过来走过去,总要向井台上看看。他这才发现,顺子妈长得这样素雅,他的心怦怦直跳。

    顺子妈在洗衣裳,听到姚有多的脚步声,不免也抬眼看了看。

    事情就算定了。

    顺子妈除了孝,把发髻边的小白花换成一朵大红剪绒的喜字,脱了银灰色的旧鞋,换了一双绣了秋海棠的新鞋,就像换了一个人。

    刘春元绒线店的刘老板,保全堂药店的卢管事算是媒人。

    顺子妈亲自办了两桌席谢媒。

    把客人送走,洗了碗碟,月亮上来了。隔着房门听听,顺子已经呼呼大睡。

    顺子妈轻轻闩上房门。姚有多已经上床。

    顺子妈吹了灯,借着月光,背过身来,解开纽扣……

    小姨娘

    小姨娘章叔芳是我的继母的异母妹妹。她比我才大两岁。我们是同学,在同一所初中读书。她比我高一班。她读初三,我读初二。那年她十六岁,我十四。但是在家里我还是叫她小姨娘。

    章家是乡下财主。他们原来在章家庄住。章家庄是一个很大的庄子。庄里有好几户靠田产致富的财主,章家在庄里是首户。后来外公在城里南门盖了一所房子,就搬到城里来了。章老头脾气很“奘”,除了几家至亲(也都是他那样的乡下财主),跟谁也不来往。他和城里的上代做过官,有功名的世家绅士不通庆吊。他说:“我不巴结他们!”地方上有关公益的事情,修桥铺路、施药、开粥厂……他一毛不拔,不出一个钱。因此得了一个外号:“章臭屎”。

    章家的房子很朴实,没有什么亭台楼阁,但是很轩敞豁亮。砖瓦木料都是全新的。外公奉行朱柏庐治家格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他虽然不亲自洒扫,但要督促佣人。他的大厅上的箩底方砖上连一根草屑也没有。桌椅只是红木的(不是“海梅”、紫檀),但是每天抹拭,定期搽核桃油,光可鉴人。榫头稍有活动,立刻雇工修理。

    章家没有花园,却有一座桑园,种的都是湖桑。又不养蚕,种那么多桑树干什么?大厅前面天井里的石条上却摆了十几盆橙子。橙子在我们那不多见。橙子结得很好,下雪天还黄澄澄的挂在枝头,叶子不落,碧绿的。

    章家家规很严,我从来没有见过外公笑过。他们家的都不会喝酒。老头子生日、姑奶奶归宁,逢年过节,摆席请客,给客人预备高粱酒,——其实只有我父亲一个人喝,他们自己家的人只喝糯米做的甜酒。席上没有人划拳碰杯,宴后也没有人撒酒疯。家里不许赌钱。过年准许赌五天,但也限于掷骰子赶老羊,不许打麻将,更不许推牌九。在这个家里听不到有人大声说笑,说话声音都很低,整天都是静悄悄的。

    章家人都很爱干净,勤理发,勤洗澡,勤换衣裳,什么时候都是精神饱满,容光焕发。章家的人都长得很漂亮。二舅舅、三舅舅都可称为美男子。章老头只是一张圆圆的脸,身体很健壮,外婆也不见得太好看,生的儿女却都那么出众,有点奇怪。

    我们初中有两个公认为最好看的女生。一个是胡增淑,一个是章叔芳。胡增淑长得很性感,她走路爱眯着眼,扭腰,袅袅婷婷,真是“烟视媚行”。她深知自己长得好看,从镜子面前经过,反光的玻璃面前,总要放慢脚步,看看自己。章叔芳和胡增淑是两种类型。她长得很挺直,头发剪得短短的,有点像男孩子。眼睛很大,很黑,闪烁有光。她听人说话都是平视。有时眨两下眼睛,表示“哦,是这样!”或“是吗?是这样吗?”她眉宇间有一股英气,甚至流露一点野性,但不细看是看不出来的,她给人的印象还是很文静,很秀雅的。

    她不知为什么会爱上了宗毓琳。

    宗毓琳和他的弟弟宗毓珂都和我同班。宗家原是这个县的人,宗毓琳的父亲后来到了上海,在法租界巡捕房当了“包打听”——低级的侦探。包打听都在青洪帮,否则怎么在上海混?不知道为什么宗家要把两个儿子送回家乡来读初中?可能是为了可以省一点费用。

    和章叔芳同班有一个同学叫王霈。王霈的父亲是个吟诗写字的名士,他盖的房子很雅致。进门是一个大花园,有一片竹子。王霈的父亲在竹丛当中盖了一个方厅——四方的厅,像一个有门有窗的大亭子。这本是王诗人宴客听雨的地方。近年诗人老去,雅兴渐减,就把方厅锁了起来,空着。宗家经人介绍,把方厅租了下来,宗家兄弟就住在方厅里。

    宗家兄弟也只是初中生,不见得有特别处。他们是在上海长大的,说话有一点上海口音,但还是本地话,因为这位包打听的家里说的还是江北话。他们的言谈举止有点上海的洋气,不像本地学生那样土。衣着倒也是布料的,但是因为是宁波裁缝做的,式样较新。颜色也不只是竹布的、蓝布的,而是糙米色的、铁灰色的。宗毓珂的乒乓球打得很好,是全校的绝对冠军。宗毓琳会写散文小说,模仿谢冰心、朱自清、张资平、郁达夫。这在我们那个初中里倒是从来没有的。我们只会写“作文”。我们的初中有一个《初中壁报》,是学生自治会办的。每期的壁报刊头都是我画的。《壁报》是这个初中的才子的园地,大家都要看的。宗毓琳每期都在《壁报》上发表作品(抄在稿纸上,贴在一块黑板上)。宗毓琳中等身材,相貌并不太出众,有点卷发,涂了“司丹康”,显得颇为英俊。

    小姨娘就为这些爱了他?

    小姨娘第一次到宗毓琳住的方厅,是为了去借书,——宗毓琳有不少“新文学”的书。是由小舅舅章鹤鸣陪着去的。章鹤鸣和我同班、同岁。

    第二次,是去还书。这天她和宗毓琳就发生了关系。章叔芳主动,她两下就脱了浑身衣服。两人都没有任何经验。他们的那点知识都是从《西厢记·佳期》、《红楼梦·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得来的。初试云雨,紧张慌乱。宗毓琳不停地发抖,浑身出汗。倒是章叔芳因为比宗毓琳大一岁,懂事较早,使宗毓琳渐渐安定,才能成事。从此以后,章叔芳三天两头就去宗毓琳住的方厅。少男少女,情色相当,哼哼唧唧,美妙非常。他们在屋里欢会的时候,章鹤鸣和宗毓珂就在竹丛中下象棋,给他们望风。他们的事有些同学知道了。因为王霈的同学常到王霈家去玩,怎么能会看不出蛛丝马迹?同学们见章鹤鸣和宗毓珂在外面下象棋,就知道章叔芳和宗毓琳在里面“画地图”——他们做了“坏事”,总会在被单上留下斑渍的。

    没有不透风的墙。小姨娘的事终于传到外公的耳朵里。王霈的未婚妻童苓湘和章叔芳同班。童苓湘是我的大舅妈的表妹。童苓湘把章叔芳的事和表姐谈了。大舅妈不敢不告诉婆婆。外婆不敢不告诉外公。外公听了,暴跳如雷。他先把小舅舅鹤鸣叫来,着着实实打了二十界方,小舅舅什么都说了。

    外公把小姨娘揪着耳朵拉到大厅上,叫她罚跪。

    伤风败俗,丢人现眼……!

    才十六岁……!

    一个“包打听”的儿子……!

    章老头抓起一个祖传的霁红大胆瓶,叭嚓一下,摔得粉碎。

    全家上下,鸦雀无声。大舅舅的小女儿三三也都吓得趴在大舅妈的怀里不敢动。

    小姨娘直挺挺地跪在大厅里,不哭,不流一滴眼泪,眼睛很黑,很大。

    跪了一个多小时。

    后来是二嫂子——我的二舅妈拉她起来,扶她到她的屋里。

    二舅妈是丹阳人。丹阳是介乎江南和江北之间的地方。她是在上海商业专科学校和二舅舅恋爱,结了婚到本县来的。——我的外公对儿子的前途有他的独特的设想,不叫他们上大学,二舅、三舅都是读的商专。二舅妈是一个典型的古典美人,瓜子脸、一双凤眼,肩削而腰细。她因为和二舅舅热恋,不顾一切,离乡背井,嫁到一个苏北小县的地主家庭来,真是要有一点勇气。她嫁过来已经一年多,但是全家都还把她当作新娘子,当作客人,对她很客气。但是她很寂寞。她在本县没有亲戚,没有同学,也没有朋友,而且和章家人语言上也有隔阂,没有什么可以说说话的人。丈夫——我的二舅舅在县银行工作,早出晚归。只有二舅舅回来,她才有说有笑(他们说的是掺杂了上海话、丹阳话和本地话的混合语言)。二舅舅上班,二舅妈就只有看看小说,写写小字——临《灵飞经》。她爱吹箫,但是在这个空气严肃的家庭里——整天静悄悄的,吹箫,似乎不大合适,她带来的一支从小吹惯的玉屏洞箫,就一直挂在壁上。她是寂寞的。但是这种寂寞又似乎是她所喜欢的。有时章叔芳到她屋里来,陪她谈谈。姑嫂二人,推心置腹,无话不谈。她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对小姑子的行为是同情的,理解的,虽然也觉得她太年轻,过于任性。

    二嫂子为什么敢于把章叔芳拉起来,扶到自己屋里?因为她知道公爹奈何不得,他不能冲到儿媳妇的屋里去。

    章老头在外面跳脚大骂:

    “你给我滚出去!滚!敢回来,我打断你的腿!”

    老头气得搬了一把竹椅在桑园里一个人坐着,晚饭也不吃。

    章叔芳拣了几件衣裳,打了个包袱往外走。外婆塞给她一包她攒下的私房钱,二舅妈把手上戴的一对金镯子抹下来给了她。全家送她。她给妈磕了一个头,对全家大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开了大门。门外已经雇好了一辆黄包车等着,她一脚跨上车,头也不回,走了。

    第二天她和宗毓琳就买了船票,回上海。

    到上海后给二嫂子来过一封信,以后就再没有消息。

    初中的女同学都说章叔芳很大胆,很倔强,很浪漫主义。

    过了两年,章老头生病死了,——亲戚们议论,说是叫章叔芳气死的,二哥写信叫她回来看看,说妈很想她。

    她回来了,抱着一个孩子。

    她对着父亲的灵柩磕了三个头。没哭。

    她在娘家住了三个月,住的还是她以前住的房,睡的是她以前睡的床。

    我再看见她时她抱了个一岁多的孩子在大厅里打麻将。章老头死后,章家开始打麻将了。二哥、大嫂子,还有一个表婶。她胖了。人还是很漂亮。穿得很时髦,但是有点俗气。看她抱着孩子很熟练地摸牌,很灵巧地把牌打出去,完全像一个包打听人家的媳妇。她的大胆、倔强、浪漫主义全都没有一点影子了。

    章家人很精明,他们在新四军快要解放我们家乡的前一年,把全部田产都卖了,全家到南洋去做了生意。因此他们人没有受罪,家产没有损失。听说在南洋很发财。——二舅舅、三舅舅都是学的商业专科学校,懂得做生意。

    他们是否把章叔芳也接到南洋去了呢?没听说。

    胡增淑后来在南京读了师范,嫁了一个飞行员。飞行员摔死了,她成了寡妇。有同学在重庆见到她,打扮得花枝招展,还挺媚。后来不知怎么样了。

    祁茂顺

    祁茂顺在午门历史博物馆蹬三轮车。

    他原先不是蹬车的,他有手艺:糊烧活,裱糊顶棚。

    单件的烧活,接三轿马,一个人鼓捣一天,就能完活。祁茂顺在家里糊烧活。他家的门敞着,为的是做活有地方,也才豁亮。他在糊烧活的时候,总有一堆孩子围着看。糊得了,就在门外放着:一匹高头大白马——跟真马一样大,金鞍玉辔紫丝缰;拉着一辆花轱辘轿子车,蓝车帷,紫红软帘,软帘贴着金纸的团寿字。不但是孩子,就是路过的大人也要停步看看,而且连声赞叹:“地道!祁茂顺心细手巧!”

    如果是成堂的大活:三进大厅、亭台楼阁、花园假山……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得约两三个同行一块干。订烧活的规矩,事前不付定钱,由承活的先凑出一份钱垫着,好买色纸、秫秸、金粉、银粉、鳔胶、糨糊。交活的时候再收钱,早先订烧活,都是老式的房屋家具,后来有要糊洋房的,要糊小汽车、摩托车、收音机、电风扇的……人家要什么,他们都能糊出来。后来订烧活的越来越少了,都兴火葬了,谁家还会弄了一堂“车船轿马”拉到八宝山去?

    祁茂顺的主要的活就剩下裱糊顶棚了。后来糊顶棚的活也少了。北京的平房讲究“灰顶花砖地”。纸糊的顶棚很少见了——容易坏,而且招蟑螂,招耗子。钢筋水泥的楼房更没有谁家糊个纸顶棚的。

    祁茂顺只好改行。

    午门历史博物馆原来编制很小,没有几个职员,不知道为什么,却给馆长配备了一辆三轮车,用以代步。经人介绍,祁茂顺到历史博物馆来蹬三轮车。馆长姓韩。祁茂顺每天一早蹬车接韩馆长上班,中午送他回家吃饭,下午再接他到馆里,下班送他回家。韩馆长是个方正守法的人,除了上下班,到什么地方开会,平常不为私人的事用车,因此祁茂顺的工作很轻松。

    祁茂顺很爱护这辆三轮车,总是擦洗得干干净净的。晚上把车蹬回家,锁上,不许院里的孩子蹬着玩。

    不过街坊邻居有事求他,他总是有求必应的。

    隔壁陈大妈来找祁茂顺。

    “茂顺大哥,你大兄弟病了,高烧不退,想麻烦您送他上一趟医院,不知您的车这会儿得空不得空?”

    “没事!交给我了!”

    祁茂顺把病人送到医院。挂号、陪病人打针、领药,他全都包了。

    祁茂顺人缘很好。

    离祁茂顺家不远,住着一家姓金的。他是旗人皇室宗亲,是“世袭罔替”的贝勒,行四。旗人见面时还称他为“四贝勒”,街坊则称之为金四爷。辛亥革命以后,旗人再也不能吃皇粮了。旗人不治产业,不会种地,不会经商,不会手艺,坐吃山空,日渐穷困。“四贝勒”怎么生活呢?幸好他的古文底子很好,又学过中医,协和医学院典籍教研室知道他,特约他校点中医典籍,这样他就有了稳定的收入,吃麻酱面没有问题。他过过豪华的日子,再也不能摆贝勒的谱,有麻酱面也就知足——不过他吃一碟水疙瘩咸菜还得切得像头发丝那么细。

    他中年丧偶,无儿无女,只有一个侄女帮他做做饭,洗洗衣裳。

    贝勒府原是很大的四合院,后来大部分都卖给同仁堂乐家当了堆放药材的楼房,他只保留了三间北房。

    三间北房,两个人,也够住的了。

    金四爷还保留一些贝勒的习惯。他不爱“灰顶花砖地”,爱脚踩方砖,头上是纸顶棚,“四白落地”。

    上个月下雨,顶棚漏湿了,垮下了一大片。金四爷找到了祁茂顺,说:

    “茂顺,你给我把顶棚裱糊一下。”

    祁茂顺说:“行!星期天。”

    祁茂顺星期天一早就来了,带了他的全套工具:棕刷子,棕笤帚,一盆稀稀的浆子,一大沓大白纸。这大白纸是纸铺里切好的,四方的,每一张都一样大小,不是要用时现裁。

    金四爷看着祁茂顺做活。

    只见他用棕刷子在大白纸上噌噌两刷子,轻轻拈起来,用棕笤帚托着,腕子一使劲,大白纸就“吊”上了顶棚。棕笤帚抹两下,大白纸就在顶棚上待住了。一张一张大白纸压着韭菜叶宽的边,平平展展、方方正正、整整齐齐。拐弯抹角用的纸也都用眼睛量好了的,不宽不窄,正合适,棕笤帚一抹,连一点折子都没有。而且,用的大白纸正好够数,不多一张。也不少一张。连浆都正好使完,没有一点糟践。金四爷看着祁茂顺的“表演”,看得傻了,说:“茂顺,你这两下子真不简单!眼睛、手里怎么能有那么准?”

    “也就是个熟。”

    “没有个三年五载,到不了这功夫!”

    “那倒是。”

    金贝勒给祁茂顺倒了一杯沏了两开的热茶。祁茂顺尝了一口:“好茶!还是叶和元的双窨香片?”

    “喝惯了。”

    祁茂顺告辞。

    “茂顺,别走,咱们到大酒缸喝两个去(大酒缸用的都是豆绿酒碗,一碗二两,叫作‘一个’)。”

    “大酒缸?现在上哪儿找大酒缸去?”

    “八面槽不就有一家吗?他们的酥鱼做得好。”

    “金四爷,您这可真是老皇历了!八面槽大酒缸早都没了。现在那儿改了门脸儿,卖手表照相机。酥鱼?可着北京,现在大概都找不出一碟酥鱼!”

    “大酒缸没有了?”

    “没有啰!”

    金贝勒喝着茶,连说了几句:

    “大酒缸没有了。大酒缸没有了。”

    很难说得清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小孃孃

    来蜨园谢家是邑中书香门第,诗礼名家,几代都中过进士。谢家好治园林。乾嘉之世,是谢家鼎盛时期,盖了一座很大的园子。流觞曲水,太湖石假山,冰花小径两边的书带草,至今犹在。当花园落成时正值百花盛开,飞来很多蝴蝶,成群成阵,蔚为奇观,即名之为来蜨园。一时题咏甚多,大都离不开庄周,这也是很自然的。园中花木,后来海棠丁香,都已枯死,只有几棵很大的桂花,还很健壮,每到八月,香闻园外。原来有几个花匠,都已相继离散,只有一个老花匠一直还留了下来。他是个聋子,姓陈,大家都叫他陈聋子。他白天睡觉,夜晚守更。每天日落,他各处巡视一回(来蜨园任人游览,但除非与主人商量,不能留宿夜饮),把园门锁上,偌大一个园子便都交给清风明月,听不到一点声音。

    谢家人丁不旺,几代单传,又都短寿。谢普天是唯一可以继承香火的胤孙。他还有个姑妈谢淑媛,是嫡亲的,比谢普天小三岁。这地方叫姑妈为“孃孃”,谢普天叫谢淑媛为“孃孃”或“小孃”。小孃长得很漂亮。

    谢普天相貌英俊,也很聪明。他热爱艺术,曾在上海美专学过画——国画和油画,素描功底扎实,也学过雕塑。不到毕业,就停学回乡,在中学教美术课。因为谢家接连办了好几次丧事,内囊已空,只剩下一个空大架子,他得维持这个空有流觞曲沼、湖石假山的有名的“谢家花园”(本地人只称“来蜨园”为“谢家花园”,很多人也不认识“蜨”字),供应三个人吃饭,包括陈聋子。陈聋子恋旧,不计较工钱,但饭总得让人家吃饱。停学回乡,这在谢普天是一种牺牲。

    谢普天和谢淑媛都住在“祖堂屋”。“祖堂屋”是一座很大的五间大厅,正面大案上列供谢家祖先的牌位,别无陈设,显得空荡荡的。谢普天、谢淑媛各住一间卧室,房门对房门。谢普天对小孃照顾得很体贴细致。谢家生计,虽然拮据,但谢普天不让小孃受委屈,在衣着穿戴上不使小孃在同学面前显得寒碜。夏天,香云纱旗袍;冬天,软缎面丝绵袄、西装呢裤、白羊绒围巾。那几年兴一种叫作“童花头”的发式(前面留出长刘海,两边遮住耳朵,后面削薄修平,因为样子像儿童,故名“童花头”),都是谢普天给她修剪,比理发店修剪得还要“登样”。谢普天是学美术的,手很巧,剪个“童花头”还在话下吗?谢淑媛皮肤细嫩,每年都要长冻疮。谢普天给小孃用双氧水轻轻地浸润了冻疮痂巴,轻轻地脱下袜子,轻轻地用双氧水给她擦洗,拭净。“疼吗?”——“不疼。你的手真轻!”

    单靠中学的薪水不够用,谢普天想出另一种生财之道——画炭精粉肖像。一个铜制高脚放大镜,镜面有经纬刻度,放在照片上;一张整张的重磅画纸上也用长米达尺绘出经纬度,用铅笔描出轮廓,然后用剪齐胶固的羊毫笔蘸了炭精粉,对照原照,反复擦蹭。谢普天解嘲自笑:“这是艺术么?”但是有的人家喜欢这样的炭精粉画的肖像,因为:“很像!”本地有几个画这样肖像的“画家”,而以谢普天生意最好,因为同是炭精像,谢普天能画出眼神、脸上的肌肉和衣服的质感,那年头时兴银灰色的“宁缎”,叫作“慕本缎”。

    为了赶期交“货”,谢普天每天工作到很晚,在煤油灯下聚精会神地一笔一笔擦蹭。小孃坐在旁边做针线,或看小说——无非是《红楼梦》、《花月痕》、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之类的言情小说。到十二点,小孃才回房睡觉,临走说一声:“别太晚了!”

    一天夜里大雷雨,疾风暴雨,声震屋瓦。小孃神色慌张,推开普天的房门:

    “我怕!”

    “怕?——那你在我这儿待会儿。”

    “我不回去。”

    “……”

    “你跟我睡!”

    “那使不得!”

    “使得!使得!”

    谢淑媛已经脱了衣裳,噗的一声把灯吹熄了。

    雨还在下。一个一个蓝色的闪把屋里照亮,一切都照得很清楚。炸雷不断,好像要把天和地劈碎。

    他们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他们在做爱时觉得很快乐,但是忽然又觉得很痛苦。他们很轻松,又很沉重。他们无法摆脱犯罪感。谢淑媛从小娇惯,做什么都很任性,她不像谢普天整天心烦意乱。她在无法排解时就说:“活该!”但有时又想:死了算了!

    每年清明节谢家要上坟。谢家的祖茔在东乡,来蜨园在城西,从谢家花园到祖坟,要经过一条东大街。谢淑媛是很喜欢上坟的。街上店铺很多,可以东张西望。小风吹着,全身舒服。从去年起,她不愿走东大街了。她叫陈聋子挑了放祭品的圆笼自己从东大街先走,她和普天从来蜨园后门出来,绕过大淖、泰山庙,再走河岸上向东。她不愿走东大街,因为走东大街要经过居家灯笼店。

    居家姊妹三个,都是疯子。大姐好一点,有点像个正常人,她照料灯笼店,照料一家人吃饭——一日三餐,两粥一饭。糙米饭、青菜汤。疯得最厉害的是兄弟。他什么也不做,一早起来就唱,坐在柜台里,穿了靛蓝染的大襟短褂。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只听到沙哑沉闷的声音(本地叫这种很不悦耳的声音为“呆声绕气”)。他哪有这么多唱的,一天唱到晚!妹妹总坐在柜台的一头糊灯笼,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微笑。姐妹二人都和兄弟通奸。疯兄弟每天轮流和她们睡,不跟他睡他就闹。居家灯笼店的事情街上人都知道,谢淑媛也知道。她觉得“膈应”。

    隔墙有耳,谢家的事外间渐有传闻。街谈巷议,觉得岂有此理。有一天大早,谢普天在来蜨园后门不显眼处发现一张没头帖子:

    管什么大姑妈小姑妈,

    你只管花恋蝶蝶恋花,

    满城风雨人闲话,

    谁怕!

    倒不如海走天涯,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倒大来潇洒。

    谢普天估计得出,这是谁写的,——本县会写散曲的再没有别人,最后两句是一种善意的规劝。

    他和小孃孃商量了一下:走!离开这座县城,走得远远的!他的一个上海美专的同学顾山是云南人,他写信去说,想到云南来。顾山回信说欢迎他来,昆明气候好,物价也便宜,他会给他帮助。把一块祖传的大蕉叶白端砚,一箱字画卖给了季匋民,攒了路费,他们就上路了。计划经上海、香港,从海防坐滇越铁路火车到昆明。

    谢淑媛没有见过海,没有坐过海船,她很兴奋,很活泼,走上甲板,靠着船舷,说说笑笑,指指点点,显得没有一点心事,说:“我这辈子值得了!”

    谢普天经顾山介绍,在武成路租了一间画室。他画了不少工笔重彩的山水、人物、花卉,有人欣赏,卖出了一些,但是最受欢迎的还是炭精肖像,供不应求。昆明果然是四季如春,鸡枞、干巴菌、牛肝菌、青头菌都非常好吃,谢淑媛高兴极了。他们游览了很多地方:石林、阳中海、西山、金殿、黑龙潭、大理,一直到玉龙雪山。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谢普天的画大有进步。他画了一些裸体人像,谢淑媛给他当模特。画完了,谢淑媛仔仔细细看了,说:“这是我吗?我这么好看?”谢普天抱着小孃周身吻了个遍,“不要让别人看!”——“当然!”

    谢淑媛变得沉默起来,一天说不了几句话。谢普天问:“你怎么啦?”——“我有啦!”谢普天先是一愣,接着说:“也好嘛。”——“还好哩!”

    谢淑媛老是做噩梦。梦见母亲打她,打她的全身,打她的脸;梦见她生了一个怪胎,样子很可怕;梦见她从玉龙雪山失足掉了下来,一直掉,半天也不到地……每次都是大叫醒来。

    谢淑媛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已经显形了。她抚摸着膨大的小腹,说:“我作的孽!我作的孽!报应!报应!”

    谢淑媛死了。死于难产血崩。

    谢普天把给小孃画的裸体肖像交给顾山保存,拜托他十年后找个出版社出版。顾山看了,说:“真美!”

    谢普天把小孃的骨灰装在手制的瓷瓶里带回家乡,在来蜨园选一棵桂花,把骨灰埋在桂花下面的土里,埋得很深,很深。

    谢普天和陈聋子(他还活着)告别,飘然而去,不知所终。

    云致秋行状

    云致秋是个乐天派,凡事看得开,生死荣辱都不太往心里去,要不他活不到他那个岁数。

    我认识致秋时,他差不多已经死过一次。肺病。很严重了。医院通知了剧团,剧团的办公室主任上他家给他送了一百块钱。云致秋明白啦:这是让我想叫点什么吃点什么呀!——吃!涮牛肉,一天涮二斤。那阵牛肉便宜,也好买。卖牛肉的和致秋是老街坊,“发孩”,又是个戏迷,致秋常给他找票看戏。他知道致秋得的这个病,就每天给他留二斤嫩的,切得跟纸片儿似的,拿荷叶包着,等着致秋来拿。致秋把一百块钱牛肉涮完了,上医院一检查,你猜怎么着:好啦!大夫直纳闷:这是怎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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