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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必增援，我计划外部队势必参战。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何指挥。
部队大了，就是游击战，也得加强指挥。
问题之二是从游击战法到阵地战和攻坚战法的过渡问题。
游击战，走到哪里就算哪里，时间观念不强。阵地战，必须在指定时间到指定地点，指挥员有手表吗？延安还有用日晷计时的，军队不行。夜里怎么办？后勤如何供给？民兵进行后勤补给训练过没有？
就是游击战，训练好了也能提高战力。
说到手表，就要说时间。当时，时间是个不成问题的大问题。历史上，指出时间问题的是英国人林迈可。不过这是百团大战以后的事情了。
英国人林迈可1937年12月来到北平，执教于燕京大学。1941年12月8日清晨，其夫人李效黎收听英国广播，知道美日‘交’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林迈可与李效黎、英籍教授班威廉和夫人克兰尔一起逃离燕京大学。
稍作停留之后，过了1942年新年，他们被游击队护送到平西根据地，再次见到了萧克司令员，不久到了延安，林迈可很快就接到朱总司令亲笔签署的八路军无线电顾问的聘书，李效黎则被安排在‘交’际处做翻译。
那时，延安没有标准时间，各单位或使用中国东部的华东标准时间或使用华中标准时间，而延安边区政fu则在院里装了一个日晷，以太阳移动为作息时间。中央还在《解放日报》发布公告:规定延安标准时间一律以延安边区
政fu大院的日晷为准，当时的理由是日晷的误差对地里劳作的农民没有任何影响，还可以更好地接近群众。
林迈可给‘毛’公写了一封信：“据我所知，如今社会都已实行标准时区，只有山西的阎锡山实行太原时间，共党当然不愿效法一个军阀。”他还说明了使用日晷为标准时间的种种不便。
‘毛’公秘书给延安各单位打电话，询问意见。
几天后，《解放日报》又发布新的公告：“中央决定在延安使用所在时区的时间，即华中标准时间。”‘毛’公还亲笔复信，感谢林迈可提出的很好意见。
小路自然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已经建议，新近开始播出的广播电台除了采用华中标准时间，还电台里每个小时报时一次，各地的指挥员用广播对时。这就保证了时间的准确‘性’。
使用统一时间这件事，在小路的搅和下提前两年多实现了。
问题之三是装备后勤问题。
攻坚有攻坚的武器，如大炮和炸‘药’等，这些武器是否针对实际作战目标配置。是分散配置还是集中？哪里配置不足会影响战役的进程？拆毁铁路挖断公路需要一些工具，民兵准备了没有。
粮食够不够？很多民兵要离开家乡参战，吃的怎么解决？能保证民兵不参战吗？秋收前的粮食还有多少？能接上新粮吗？
问题之四是战后局势的预测和应对问题。
这是百团大战被当时的人抱怨的最多的一点。百团大战后，日军在华北集中了大量部队，以华北肃正作战为主，吸引了华中和华南甚至海外的日军部队。如何预防。如果宣传得当，或许可以减轻，甚至有所避免。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判断日军战略动向。
首先，重庆是否会步南京的后尘。重庆在谈判的时候要除掉南京伪政fu，这是第一个条件。但是，重庆底气是，重庆觉得自己还有一战之力，日军已经没有组织大规模的能力，或者日军要把战略重点转移了，或者日军要以政治攻势为主了。日军会进攻黄河，进而进攻西安吗？
很快，115师，120师，和129师也加入了讨论，延安也加入了讨论。各个部队根据讨论的结果，马上整军，针对时间问题，目前旅长级别的指挥官手表已经配齐全了，团长也配了一批，还缺一些，各个部队在自己想办法。
其实，小路提出的问题，和延安的‘毛’周朱是心有灵犀的。延安根据情报，对这场战役已经有了定论，不动声‘色’，看各个部队如何动作。
只五六天下来，各个部队的想法已经有很大的不同的，各个军区的指挥体系也在开始加强，有些没有电台的单位也在琢磨电台这些洋玩意。
各个部队都汇报说，新设备已经熟练掌握，请求装备部队的人留下来再带一带徒弟。延安有命令，这些装备部队的人，各个部队可以使用一阵，但是将来要归还给总部，统一使用。
经过这一阵讨论，高级官员们搞清楚了绝大多数关键问题，加上时间的推移，战役的准备逐渐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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