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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追问了几天，韩一良就抓出两个魏党死狗来充数。当崇祯再让韩一良念本章时，韩一良早就没有了第一次朗读的神气。年轻的皇帝只好自己给他念了一遍，念到“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这两句，不禁掩卷而叹。
当时的首辅周道登，一次崇祯问他“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结果他瞠目结舌，回答不出来，呆了半晌才说“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回奏”。这时崇祯已经颇为不满，接着又微笑的问他“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结果此人还是答不上来，但又不好意思再说“查明回奏”，只得把情面二字颠倒，“情面者面情之谓也”。
这样的大臣，说句不厚道的话，如果崇祯不把他们赶回家去，那才是真的脑袋发昏了。
崇祯很快就看透了东林的作为，好几次怒不可遏地当面斥责大臣：你们每每上疏求举行召对文华商榷，犹然事事如故，召对俱属虚文，何曾做得一件实事来！朕自即位以来，孜孜以求，以为卿等当有嘉谋奇策，召对商榷时，朕有未及周知者，悉以入告。乃俱推诿不知，朕又何从知之？
更令崇祯愤怒的是，东林党把天启年前辈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屡屡把不太糟糕的事情干到极其糟糕甚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比如铸钱。崇祯一朝的钱币就是大明有史以来最差的一批，铸造的铜钱号称比铅还黑，比纸还薄。在连续的严重拒收事件发生后，东林党还采用国家暴力机构逼商人购“真”钱，以致当时一听说朝廷又铸钱了，两京的商人就会蜂拥逃出城去，直到风声过去后再回来经营买卖。而且，由于江南是士大夫众多，整体人民素质极高的地区，风气十分民主开明，当时告老还乡或者居丧的官员们，充分发扬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作风，不仅屡屡上书谏止皇帝重开商税等等，还帮助民间各种弱势群体偷税漏税，以至于崇祯年税款屡屡拖欠，当时按照书面上大明一年赋税两千余万两，实际能到京城只有数百万两！
于是，国家没钱，不能赈灾****反，不能发饷则兵变，而民反兵变则需要更多的银子去追缴，镇压——明朝就在这个恶性循环中不可避免的走向了灭亡。
崇祯对此看得很清楚，后期的天子已经不再那么天真，出于对群臣的极度失望，他不仅再次启用了太监，而且也开始想办法堵大明这条船上的窟窿。由于开源在朝中众多重义轻利的君子的反对下实行不下去，那么，崇祯就开始打算如何节流。
辽饷是最大的窟窿之一，崇祯十五年，明朝又一次大败，基于国内外形势，崇祯打起了和谈的主意，委派兵部尚书陈新甲处理此事，并再三要求他办理此事要保密，不能让外廷的文官们知道，否则和谈就彻底没有指望了。结果陈新甲居然把和谈往来的信件随手放到桌上，被人当作塘报抄送传递到政府各个部门去，成为公开的新闻。
之后东林君子们群情激愤，一起上言上书攻击陈新甲的“卖国”然后文官们充分阐述了陈大人在任期内犯下的一系列错误，堂而皇之的宣告陈大人对不起大明对不起人民，最后，陈新甲被杀，“和谈”——再也没人敢提了。
后来，鉴于李自成步步紧逼，崇祯十七年正月，有人上书建议朝廷“南迁图存”，结果——被东林君子们完全漠视了。
二月末，崇祯鼓足勇气突然在朝堂上提出了“南迁”二字。这下可不得了了，言官们意气风发，大道理说了一堆，最后勉强提出“太子南迁”的问题，但是崇祯不能答应。在崇祯看来，太子南迁就摆明了是要自己留守京城专为表演“皇帝殉国”，并且当堂就有人明确发出这样的质问：你们这帮大臣是什么居心，是不是要重演唐玄宗的故事呢？
崇祯无法接受这个提议，只好散朝。但是大臣们在朝上还不够尽兴，回去后纷纷向皇帝发狠上了一系列关于皇帝绝不可以南迁的论文。其中御史李邦华明白的写道：“在皇上惟有坚持效死勿去之义”。（呵呵）
崇祯当然很生气，古来只有殉国殉皇帝的大臣，哪里见过逼皇帝去殉国的大臣？？但在大臣们冠冕堂皇的论调前，崇祯也踌躇了，没有敢明确说出自己的想法。
三月初，崇祯再次来了点勇气为自己作最后的挣扎，但大臣们已抱定主意，坚决抵制皇帝任何关于“南迁”的话题。在强大的攻势下，崇祯终于认命了，他突然大声说了句：“国君死社稷，朕想往哪里去！”
于是，大明的臣子们终于满意了——既然窟窿堵不上，不能开源又不能节流，崇祯只能最后一搏了——开始向他的那些大臣属下以及皇室亲戚请求募捐，结果在京城只有太监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各自捐了五万两银子，其余官僚个个如同铁公鸡一毛不拔。武清厚李国瑞一家“把家中杂器摆到大街上出卖，搞的满城风雨，”阁臣魏藻德仅捐五百两，阁臣陈演在皇帝面前坚持说自己从来不贪赃枉法，所以一两也捐不出，太监徐高受命劝谕崇祯的岳父周奎，结果此人始终不肯捐钱，气得拂袖而起，大骂：‘老皇亲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广蓄多产何益？”周奎被逼无奈，才忍痛捐了一万两。其余勋戚官僚纷纷效仿，没有一个捐饷超过一万两。后来李自成进占北京，严刑拷掠，单从周奎家就抄出银子五十多万两。
所谓“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保君王”，东林本色也。东林党把“袖手谈心性”贯彻到底，一点杂质都不掺的，但轮到用下一句的时候，就不那么贴切了。
这就是所谓的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明末士大夫阶层，真是已经烂到骨子里了，也难怪崇祯后来想杀了这些杂碎。
要说东林党成立的初衷是很好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宪成的对联千古传诵，可是最后整个集团已经变质了，能做到的东林党人真是屈指可数，更多的人为了名为了利成为了江南新兴资本家的代言人。
那些公知精英逗比吗？当然不是了，他们精得很呢，只不过觉得大明灭不灭跟他们没半毛钱关系，三十税一，不算太高吧，太祖时候的旧例，就这样他们还不肯交，宁肯当奴才也不肯救一救这个国家。
所谓的君子们到了异族入侵，不是头皮痒就是水太凉，卑躬屈膝没有一点做人的尊严，难道这就是他们所期待的？
这些君子们可不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物，他们要吃饭，要穿衣，保暖之后还要那啥，这些都是钱啊。钱从哪里来？自然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
南方工商税是东林党的命根，动了就是“与民争利”，有钱的不出钱，把收税的压力转嫁到北方那些遭灾的苦哈哈上面，要是不造反那才怪了。
偏偏当了婊子立牌坊，掌握士林舆论把所有罪孽来个乾坤大挪移全部转给精忠报国的九千岁，说他祸国殃民之类的，就是因为出了个死太监，最近老天爷才搞出那么多的天灾。
这是天人感应啊。
古人认为自然灾害和统治者的错误有因果联系。“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天子违背了天意，不行仁义，天就出现灾异，进行谴责。若“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
朝廷不出魏忠贤，能有这么多自然灾害吗？还散布朝廷收税都让老太监给贪了的谣言云云。
楚大公知跳脚了，虽然自己以前是公知，但作为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对这种神神鬼鬼的言论他嗤之以鼻。
至于贪，尼玛虽然自己屁股不是很干净，但东林党就是什么好鸟吗？
什么政治问题，路线问题，道德问题，老天爷的问题，还是有木有小JJ的问题，其实都是扯淡，归根结底都是经济问题。在天启帝的默许下，楚流香恶狠狠的继续自己身体前任未尽的事业，打击东林党，把一干闹得最凶的老混蛋全抓了。
不得不说，几百年前的公知精英还是骨头很硬的，素质和21世纪的那些只会嘴炮的键盘政治家逗比没法比。
世间岂有贪赃杨大洪哉！
这是汪文言在狱中的千古名言。
但杨涟，魏大中只有少数几个穷鬼，其他的大多身价亿万。抄了几家之后，楚香帅看到几张清单后脸都绿了，尼玛这帮家伙比我老魏还能捞！怎么后来是我老魏遗臭万年呢？
“就算是太监也比你们这些伪君子强！”
楚大公知愤愤不平的大骂，想到二十年后，陪着崇祯去死的只有一个王承恩，完全进入阉党魔头魏忠贤角色的楚香帅就堵得慌。
“五虎”崔呈秀，李夔龙，吴淳夫，倪文焕，田吉，还有“五彪”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等一班阉党纷纷附和，大赞九千岁是大明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东林党不得好死云云。
东林党那些伪君子不能救大明，那么就让阉党来救吧。至少这个时候，阉党还比较靠谱，贪归贪，正事没耽误。
要到了“众正盈朝”那时候，大明才算真的完了。
这时候，楚大公知不禁想起了网上的那阉党赞歌，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
是谁写下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
是阉党！是阉党！
是谁改良了造纸术，传承了人类文明？（蔡伦）
是阉党！是阉党！
是谁伏边定远，为大唐平定西南蛮夷？（杨思勖）
是阉党，是阉党！
是谁操持国政，挽唐廷于既倒？（鱼朝恩）
是阉党，是阉党！
是谁拓边西北，经略幽燕？（童贯）
是阉党，是阉党！
是谁扬帆远航，扬国威于万里之外？（郑和）
是阉党！是阉党！
是谁只手擎天，压制祸国殃民的东林党？（魏忠贤）
是阉党！是阉党！
有诗为证：
阉党诸公好古风，行止无愧褒贬空
立马横戈胡虏溃，摐金伐鼓狄夷崩
焚琴煮鹤万民饱，花间问道天下同
清谈高论俱竖儒，负剑挟弓有厂公
满朝书生皆误国！唯我阉党能救明！阉党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