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馀匹；
秋粮，米总二千二百三万三千馀石……”
每人手里也就是三张纸，是用小楷抄录成的，上面都是这样的例子。
朱常浩看到大家都看完了，说道，“你们都看了，那本王就说说，这份从户部誊抄而来的年份收入，告诉在座的诸位。
农业税收，从永乐达到高峰，以后就是不断递减，在嘉靖时期，和洪武年间相比，已经是麦减少了九万石，米减少了二百五十余万石；而到了万历年间，麦子减少了十一万石，而米减少了二百六十九万石。
表面上看，这些减少的也不算太多，但如果考虑到万历时期的人口至少是洪武年间的两倍多甚至是三倍，而农业税收不但没有显著增长反而绝对数量减少了，那么这就是相当惊人的减少了。
以上是农业税长时间内没有增加甚至减少的情形，
至于工商业税收不增加反而降低的情形，其实在年份中已经顺带说明。
本王在这里说一点，在历代王朝一直倍受重视的商业税，在我们大明朝却并没那么受到重视。
关于这一问题，本王认为这是因为洪武、永乐爷为恢复流通经济的结果，为了恢复流通经济，当时采用宝钞作为商业税缴纳，然而随着宝钞的贬值，商税也不断降低”
简单地说，我大明商业税是用宝钞来计算，而宝钞不断贬值，商税自然也就不断降低。不管是否原因真的如此，总之商税不断降低甚至在一些地方接近取消的事实是肯定的。但关于商税降低这一点也没有必要多说，因为在洪武永乐年间，商税很大程度也没有认真征收。
商税到现在都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降低不降低都已经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朱常浩说到这里，这七人明显的意识到，原来自己的主人，也就是瑞王，一点也不糊涂，他现在已经一针见血地明白了大明社稷里面，的这个弊端，只是不知道接下来，自己的这位主子，该怎样破局。
想到这里，作为里面的老臣，孙承宗说道，“王爷，那朝廷的赋税该怎样收啊？老朽每次看到辽东的战报，就恨得直痒痒，只是朝廷没钱，无法出兵啊！”
“老帅，你坐下，这事情，本王已经有想法了，那就是从商人手里拿钱。也许你们会问，王爷，这定商税的事情，是皇帝下旨的，你也不好操作啊，怎么拿钱？”
朱常浩说道这里，七人谁都不说话，不过，面上的表情，已经告诉他，大家心里都是这么想的。
“这样，本王再给你们说件事，我大明有七大钞关，除了九江外，其余六个河西务、临清、浒墅、北新、扬州、淮安都在运河沿线；
门税、崇文门税的征税对象是出入北京的货物；通过税中有五十万两左右都集中在运河沿岸及北京南京附近。
其时关内的商路的开辟已经有相当规模，而征税设卡相对滞后，连江湖要津的设榷都难以充分”
还有就是各地区商税征收之间的不平衡，发达繁荣的地区，商业税反而更少“分省区营业税额与各省区商业水平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具体表现有二：对多数省区而言，商业水平和营业税额与其在全国的地位不相符合；各省区商业水平与营业税额之间不相称，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尤为明显。
再说另一点，再比如盐茶业。
以前唐宋，朝廷收入中的大头，盐茶专卖，到了明朝，政府却获利极少。关于关于盐的专卖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户部尚书估计实际上朝廷仅仅征收了两淮产盐总量的四成，其余六成的食盐则落入了贩卖私盐的商人手中。
……
正盐根本无望截断私盐市场，因为正盐的价格毫无竞争力。到万历朝后期，私盐贩卖在一些地区已经有固定的市场，分配给巡卒私盐定额实际上更象是对变化了的余盐银的随意管理。
简而言之，盐的专卖，由于朝廷投资不足和接连的管理失误而受到妨碍，完全不能有效地利用可获得的全部资源。尽管这些资源十分丰富，可以想象其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但是专卖制度无力去开发这些资源。”
《野议.盐政论》中的记载也足够说明问题：“万历盛时，（盐商）资本在广凌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
至于茶叶方面的收入就更是少的可怜，本王就说了。
所以，这些商贾们的税收朝廷收不上来，那本王就要想办法圈走他们的应该给朝廷的税收。当然，这种圈钱不是抢劫，也不是掠夺，而是通过白纸黑字的契约精神来搞定。
简而言之，那就是本王要开办大明最大的钱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大明皇家银行。
这个钱庄，不，应该是银行，不但可以铸币，还可以汇通天下，将士绅的银钱，通过契约，也就是“单据”，收归到朝廷，但他们对自己钱财的使用和掌握，不会受到任何阻碍，相反，他们存在银行里的银钱还有一定的利息。
“那王爷，您的这个钱庄，也就是银行，怎么才能掌握我大明士绅的财富呢？”宋应星有些紧张地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