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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和德川家族的联姻，进一步提高了王进贤在日本的地位和威望，使其在日本的处境有了极大的改善。日本的上层人士都知道：这个人不但是中华的大官，还是德川现任大将军的女婿，天皇的担挑。
有了这一层关系，王进贤已俨然成为在日本华人的领袖。王进贤倡议的长崎华人商会得到大家的热情支持。在王进贤回到长崎之后，按照王进贤的意思，商会筹备会议立即召开。来自中国各地的在长崎生活的华人汇聚一堂，共同探讨贸易发展的大计。大家一致拥护成立长崎华人商会一事，并推举王进贤作为商会会长。
王进贤心想：我就来这么一趟日本，今后大把的时间都在中国，哪里有时间在长崎当什么商会会长，于是便推辞了。谁知道这一推辞不要紧，一下子找不出能当会长的人了。各个派别为了让自己人当上会长，争得是不亦乐乎。面对这种情况，王进贤不能不站出来表态：“既然选不出其他人做会长，我就勉为其难，做个挂名的会长吧。”这才暂时平息了争吵。王进贤心中暗暗叫苦：选个会长都这么难，下面还不知道会怎样呢。自己当会长只是暂时转移了矛盾，商会还给有个管事的副会长吧，到时候也给争个头破血流。
果不其然，用不着等到选常务副会长的时候。在讨论商会的核心功能——如何协调解决争端的机制和人选时，会场又一次陷入激烈争吵。要不是被人劝开，刘觉和一个福建商人几乎大打出手。整个会场一片乌烟瘴气，筹备会议最后不欢而散。
在资本主义的所谓“萌芽”时代，也就是封建主义行将瓦解的时代，所谓行将瓦解也就是没有瓦解，封建专制还是在社会统治中占据主体地位。也许，现阶段，大规模的人民自主还不现实，大多数水手在陆地上只干四件事：吃饭、睡觉、嫖妓、赌博。能参加商会筹备会的人，已经算不得最基层的人民了，即使如此，地域观念、知识层次、眼光和偏见依旧阻碍他们有效地自己管理自己。“民主”是个美妙的词汇，是21世纪人人都向往的词汇。但是如果人民没有自主的素质，没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那么民主往往是一场灾难。自由、平等、民主、博爱，无一不是时代的潮流，而非必然的选择。在商会的筹备这件事情上，王进贤也许就是太相信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素质了。或许确实该借鉴一下美国的经验，组织社会的上层进行探讨，形成一致意见后，再加以施行。
“自由”是英国资产阶级立国的基石；“平等”是法国立国的基石，而“民主”则是美国的立国之基。而在美国这个“民主”之花绽放的地方，其体系框架却是由封建庄园奴隶主和大资产阶级架构的，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得到有效的实施。1787年5月至9月，“以修改《邦联条例》为唯一的和明确的目的”、“使全国体制足以应付政府的紧急事务和保全联邦”为名义，除罗德岛之外的当时美国12个州的55名代表会聚费城，由乔治·华盛顿任会议主席，经过116天的多方讨论、协商和妥协，制订出一部新宪法，即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这个会议虽然奠定了美国立国之基，但是却是社会上层的少数人士故意避开广大人民进行的。所谓的“民主”只存在于社会上层之间，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改变。直到第三任总统杰佛逊时代，人民的民主才第一次成为一种政治力量登上舞台。然而，杰佛逊所期待的民主事实上是农民民主，和现代民主并不相同，那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幻想。真正的美国民主，还要等到20世纪初。
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化的大地主，由他们领导人民进行革命。而大规模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时机尚不成熟，那需要等到工业化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的壮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识字的普及，中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才可以实现，过于激进只会导致失败。
二、
见江兰、周性如、张吉泉、欧阳荣宇、冯六，都是长崎华人中的头面人物，其中见江兰、周性如是三江帮的代表人物，张吉泉和欧阳荣宇是福建帮的代表人物，冯六则是日本的华人大通事，加上王进贤，一共是6个人。王进贤把他们请来，就是希望通过用缩小讨论范围的方式，商议商会筹备事宜，最终修成个正果。虽然缩小了讨论的范围，但是争论的激烈程度却一点都不差，远远超过王进贤的设想。老的矛盾依旧没有解决——协调解决争端的机制及商会掌舵人的人选。三江帮的诉求是按照在中国的每个省来划分名额，要知道三江帮虽然名为三江，其实是包含了除福建人之外所有其他各省人的派别，若是按照每个省来分配名额，三江帮便占有极大的优势；福建帮则要求按照船只的数量来分配名额，海上行商，十有七八的船只都属于福建人，若是按照船只来分配名额，福建人又占了绝对上风。
看着他们吐沫横飞，唇枪舌剑，王进贤气就不打一处来。
本来，王进贤从京都回来，心情是很好的。德川幕府答应了他几乎所有的要求，还对贸易的额度进行了加码。双方还就铜的贸易达成一致：日本是铜的产地，并不缺铜。但是日本政府对于铜的需求如饥似渴，走私现象屡禁不绝，以至于明朝政府也明令不许向日本出口金属铜。其实，日本并不缺铜，但是由于加工水平低，另外也因为缺乏矿物锡，因此日本缺青铜，从中国走私过去的，多是青铜钱或者青铜佛像。日本炼铜的水平也很低，有福建商人甚至把日本炼铜剩下的铜矿渣运回中国，再提炼一下，产出的铜居然还能挣钱。因此，从日本进口铜，到中国变成青铜，再运回去，其利甚大。对于日本政府来讲，也有十分迫切的需求。要知道，日本在国内使用得一般等价物，一直是中国的铜钱，日本到了“现在”还没有本国的货币。一直要等到1626年才开始实验性的铸造铜钱，而要到了1639年才开始大规模铸造，因此，德川幕府对于青铜的需求如饥似渴。只有深入日本全国各地去招募工匠的要求，遭到了婉拒，王进贤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九州界内，招募地点则只能设在长崎。
可是自打从京都回到长崎，一挨上商会这个事，王进贤就心烦意乱。争吵、谩骂、怒吼，一点一点地拱着王进贤的火气，看到几个老头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他觉得实在忍不住了，也确实应该爆发了，否则就控制不住局面了。王进贤“啪”的一拍桌子，“腾”的站了起来：“吵什么吵！你们就不能好好协商吗！你们就不知道团结才是力量吗！”
会场一下子凉下来了。
王进贤：“你看看你们，一个个岁数都比我大，可吵起架来比我火气还大。现在，我们在日本，人家日本人拿我们当外人，说驱逐就驱逐，说犯禁就犯禁，说杀就杀，说烧就烧，根本没有我们辩驳的余地。而在唐土呢？大明拿我们当海贼，见到就抓，船上的东西全部没收，弄得你轻则倾家荡产，重的连命都保不住。你们还有什么可吵的。你们可以依靠谁？你们可以依靠的，就是这些和你一样在海上漂泊的兄弟。同病相怜啊！你们之间还吵？还不团结？那你们还能有什么前途！我为什么要成立长崎华人商会，就是希望能把大家团结起来，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抱成一个团，这样人家才不敢欺负我们，才不好欺负我们，才无法任意鱼肉我们，我们越团结，力量才会越大，才能在这无边的大海上游刃有余，在国家的夹缝中谋一个好的生活。若是今天你搞我一下，明天我搞你一下，我看不用做生意了，天天你防我我防你，大家伙天天提心吊胆，累也累死了，你们说是不是。我看先不要讨论名额问题了，先梳理一下商会的功能，看看商会到底能起什么正面的作用。”
说来也怪，这一梳理作用，大家伙发现：以前对商会功能的理解太狭隘了，就集中在解决争端、协调关系上。现在发现，商会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干，比如：海上援助、抚恤死伤、沟通政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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