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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图书馆里人很少，大厅里空荡荡的，一进门右手正对面的墙上是五米多高的Mayo兄弟身穿博士服的合影，Mayo兄弟在1863年创办了这所医院。我走到前台还了书，问服务员，我还可以借吗？她说当然可以了，我走到书架旁，把我上次看中的那本《胸部疾病CT诊断》借了。这是一本很厚的书，里面有大量的图谱和解释，够我研究一阵子了。我回到宾馆，吃了午饭，睡了一觉，到健身房跑了个汗流浃背，回来洗个澡，上网视频，又蹦出来的信，又是骂我，“你每天早上必须7点半到，做完实验必须清洗干净器械。这是你的实验，你必须认真学习，训练你这样的,我快要没有耐心了”。这个老巫婆，她那双巨手天天插不进去管子，都是我□□去的，她让我独自做实验，我做好了，她又找茬给我□□。我哪天没有清洗器械，早晨8点到，他们9点钟才来，让我7点半去做什么，一个人也没有。她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仗着自己住在这个镇上，本土美国人，她只是嫉妒我罢了，或者她嫉妒所有人，可又不能把别人怎么样，只能对付我一个。上帝给了这个丑陋的女人一颗嫉妒的心，因此她便有了不幸的生活，贫病交加的晚年，永不瞑目的死和悲惨的一生。
第二天，我依然8点去了实验室，因为没告诉我今天我自己做实验，她怒气冲冲的几乎都不想看我。她已经取了老鼠下来，打完麻药，称体重，校准机器，小心翼翼地插上了管子，然后走了，我一个人坐在那里记录数据，不一会儿，她把印度小伙叫来了，问多巴胺应该加多少，说他也不知道，我以为我的耳朵听错了，他自己跑来要和我们合作的实验，他不知道多巴胺应该加多少，可见他以前就是随意加的。那这样的话，他写论文时写加多少，他不知道，那就是编个数字，那他岂不是一个学术骗子？把我下载的一篇文章给他看，他点点头说是应该这样算的，拿过计算器，拿小鼠体重乘以多巴胺浓度算出了需要加的量，又用注射器抽了注射到血池里。下午做完实验，我收拾完工具，实验室里早已一个人也没有了。我打开电脑，把当日的数据录进去。发来一封邮件，“Zhou,你明天把实验结果整理一份给我，明天暂不做实验了”。
星期四的早晨，我换了一件太阳花的衬衫，棕色条绒瘦腿裤，棕色中靴，扎了两条麻花辫，化个浓妆，走进了办公室，吉米看见我喃喃自语，“你看起来挺甜美的”，我刚坐到座位上，小范在门口向我招招手，我走到门外，小范像个长辈一样婆婆妈妈的又把以前说的话说了一遍，无非就是你要赶紧上手，只是在帮助你，我连连点头称是。大学毕业10多年了，在社会的历练中养成了我不轻易表达观点，不评论别人，不辩解的习惯。因为社会很复杂，每个人都心怀叵测，几面之交，根本分不清她是敌视友。我依然回到我的座位上看书，小范站在吉米身后，两人在窃窃私语，一会儿又开怀大笑，小范问我上周末去哪里了，我说和几个朋友去了趟密西西比河和博物馆。小范很惊讶我在这里还有朋友，我只好把认识比尔和朱莉的经过给小范讲了一遍，不一会儿工夫，整个楼层的人都知道了我的传奇经历，包括老板。小范的宣传能力是很强的，看她唾沫横飞地逢人便说，像一个寄人篱下的长工在四处诉说主人的仁慈，甚至更不如长工的谄媚能换来主人的好处，她这样宣讲美国人的仁慈只会使这些美国人更加高傲，更以为自己的血管里流着不同于劣等民族的高贵且高尚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