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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好像真的不对劲。”她对阿姨说。
当时司机对他们喊：“车要走了啊，快点上车了。”阿姨跟那位抱小孩的妇女都表示自己就在这下，不继续坐了。司机觉得她们十分奇怪，但也没多想，说了一声：“要走就快上，不走一会儿坐不到车就不要怪我。”随后，他启动车子，将车开走。
留在服务区的阿姨向那名妇女解释了自己刚才奇怪的感觉，并且将她04年的遭遇一并告诉了那名妇女。那名妇女对阿姨说：“你不说我还不觉得，你说了之后孩子一上车又哭。我仔细看了看车上那些人，我也发现了，车上好多人的眉毛之间这一块都是发黑的。我越想越害怕，赶紧抱孩子下车。”就这样，阿姨跟那名妇女在服务区等车，等了好久才遇见一辆去石阡的私家车愿意带她们上路。上车开了没多久前面就堵死了。她们向人打听之后才知晓，一辆长途客运车突然在高速路上抛锚，有一部分乘客表示等不下去，下车站在路边准备拦其他的车走。在几名乘客下车之后，还没走多远，后面忽然驶来一辆长拖车，拖车刹车不及将长途客运车撞飞了十多米，客车翻下路边的水泥护栏，坠落下二十多米高的山崖。
大家都知道，一般这类的事，当事人在讲述故事的时候难免会夸大其词。所以，我对那位“预感超强”的阿姨所说的事情，一直不太相信。在我看来，阿姨当时的症状看起来像创伤后应激障碍引发的惊恐症，而那名妇女则受了心理暗示的感染。两次意外的发生，可能是巧合，而那辆被拖车撞上滚落山崖的长途客运车，它是不是阿姨他们先前乘坐的那一辆，这位阿姨自己也没法确定。
然而，当我遭遇了黑车连环凶手那件事情之后，我对那位阿姨的经历开始将信将疑起来。在搭乘黑车之前，我也一度感觉到司机“脸色发黑”。我想这种“黑”色的感觉，或许是一种带有危险警告的生物气场。
在刘先生家那件事情之后，我一直没有跟朱弟弟联系，反倒是经常跟江一平发微信，还在新浪微博上互粉。我是一个自来熟，按照我的人际交往逻辑，我跟朱弟弟应该已经算得上非常熟悉的朋友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联系朱弟弟好像需要一个“理由”，如果“没事”联系他似乎是一种“打搅”。朱弟弟也印证了我这种想法，刘先生家那事儿都去都快一个月了，他从没打过电话给我。每天洗澡的时候，看见脖子上那串小叶紫檀的木珠，我会想起朱弟弟给我木珠时说的话。我想，他那么说应该只是希望我继续戴着木珠，以免发生危险，并没有别的意思。不过刘先生的事情过去之后，这段时间我觉得自己过得还算不错，如果人家对我没那种意思，这串木珠我不该继续戴在脖子上，干脆早点还给他，再请他吃顿饭，感谢他之前出手相救。
如此想着，星期天的上午，起床之后我打了个电话给朱弟弟。当时是上午11点多，接电话的时候朱弟弟还是那种没睡醒的声音。
“弟弟你今天有没有空，我想请你吃饭。”我开门见山地说。
“哦，在哪？”他问。
“嗯……我想想啊，我们中心附近新开了一家苗侗鲜香楼，主打的招牌菜是鱼羊肉火锅，听说非常好吃。不过我们中心在新区，有点远。”
“几点？”他问。
“我吃完午饭就出门，出门的时候我打你电话，咱们在师范大学门口的车站那碰头，从那坐208路公交去新区。”我说。
“哦。”朱弟弟答应了一声就挂掉了电话。
给朱弟弟打电话的时候，我其实还懒洋洋地躺在床上。当时我有点失落，因为弟弟这家伙话太少了，每次跟他对话都是我讲一大堆，他回一两个字，特别毁灭人说话的积极性。好在我这人脸皮比较厚，不会过多考虑对方话少是不是“不乐意理我”，反正他是要来吃饭的，然后，我就把金刚杵的挂坠还给他吧。
我洗了个澡，随便弄了点东西吃就出门了，出门前我给朱弟弟发了一条短信：“我出门了，你也出来吧。”，他奇迹般地回复了我，虽然只有一个不带标点的“哦”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