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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里正式地加人了一个新人—他们至高无上的皇帝。史官从此真正变成了御用文人，没有了史官的独立性与史官的尊严。
杨广最大的不幸不是他被臣子宇文化及逼死亡国，而是碰上了李世民这个宿敌。宇文化及只是结束了他的生命与梦想，李世民却让他的一切历史成就磨灭的同时再让他遗臭万年。李世民或许是一个好皇帝但绝不是一个好人。他通过以帝王之尊直接插手史官的记载，打破了历代帝王明着插手史官记载的禁忌。而他的这种无耻的行为使得后人有模学样，使得历史变得模糊不清，中华的几千年文化变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这不仅是历史的悲哀更是中华文化的悲哀。
我们总是说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辉煌的历史，而说这话的底气是来自我们有着清楚的文字记载，这些文字的记载就是我国历代的史官抱着为史执笔的态度一笔一笔写下的。我国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类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中国的几千年历史就是在后者的笔墨下呈现给今天的我们，让我们民族成为一个有根可寻的民族。
千年来史官虽然一直伴随着历史的脚步存在，但是史官的存在与其作用却在时间的推移下有着本质的改变。对古代史官建置的起源与演变，唐朝刘知几著《史通》有详细记述。他认为史之为用，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大事。假如没有史官，就会善恶不分，是非不辨，功过不清，结果是“坟土未干，妍媸永灭”。因此他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其实，对于“史之为用”，历代帝王心里也很明白。不过，他们设置史官，沿用“君举必书”的春秋传统，并不考虑什么彰善瘅恶、激浊扬清的问题，目的只是为自己树碑立传，流芳百世。《史记？孟尝君传》载：“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侍史记些什么?后人不得而知。大概是记述他“好客自喜”的善举，总不会让侍史记述他在路经赵国时，只因赵人出观，笑称他“乃眇小大夫”，便击杀数百人的罪行吧。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计较。至于“君举必书”，却是有选择、有条件的。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就是没有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总之，“自称我长，相谓彼短”，“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刘知几《史通》)，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必书”无疑；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万万不可见诸史册。帝王们或多或少都会干一些坏事，那些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干的坏事就更多，但是干归干，举归举，要载入史册，传之后代，是绝对不允许的。“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有哪一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秽迹”载入史册呢?所谓”君举必书”，不过是一句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