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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束法待出,访求法门,暮年衰弱,许当开化,今出期既断,法门亦绝。字里行间充满痛切激愤之情,表达了一位殉道者对于世道不公的最后抗诉。
然而,智觊大师的申诉并非指斥弟子杨广,杨广只是一个藩王,上有父皇和太子杨勇,不是杨广说了就算。而大一统的天下大势又要求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统一政权要求有相应统一的宗教,建立为王朝所用的最高神学。杨坚在灭陈后不久就敦促智觊要“以同朕心”,和朝廷保持一致,智觊却非但不主动归依新朝,反而不愿“依违顺彼”,要“绝域远避”,“虽在人间,弗忘山野”,想自由地弘法传教,显然不容于当世,有悖于当时的政治情势。对于杨广来讲,他坐镇江都,受命统领旧陈之地,必然要做到江南的宗教思想与朝廷的一致,由于智智觊在江南宗教界的声望,杨广不仅要控制智觊,还想利用智觊的影响力,就像拉拢利用江南道教首领王远知一样。王远知束手就范,但智觊却凛然不附。智觊的孤傲不屈固然可贵,而杨广对桀骜不驯的大师却也自始至终没有粗暴简单地施之以迫害,而是颇有耐心地一次又一次地延屈,施之以惠,竭尽全力地拉拢,希望软化智觊,使智觊感恩就范。
智觊门人灌顶编纂的《国清百录》收录了杨广与智觊往来信件40多封,杨广每封信都必称弟子,言极谦恭,没有丝毫王者的口气相逼迫。智者大师对弟子杨广也始终是十分尊重的,临死之时,仍将其遗着《净名义疏》三十一卷交付给杨广,并嘱请杨广为南岳大师慧思作碑颂,又“乞废寺田为天台基业”,并请度僧,“为作檀越主”。他说:“此等之事,本欲面咨,未逢机会奄成遗嘱,亦是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希望杨广护持天台教团。
杨广对智觊的拉拢虽然抱有明显的政治图谋,遭到智觊抵制未达目的也是事实,但从他们交往的事实来看,很难说杨广对智者大师施行的是**,即使是遗书“六恨”也难以看作是遭受迫害的证据,而只能看着智觊对想自由传教而不能的一种控诉。
且杨广收到智觊遗书闻知大师圆寂时“五体投地,悲泪顶受”,十分悲痛。“远拜灵仪,心载鸣咽”,对智觊提出的所有要求都完全给予满足。智觊死后杨广不改初衷仍然与天台教团保持密切关系,他遣使往天台山设千僧斋,建功德愿文,表示“生生世世长为大师弟子”,并多次召见天台僧使,资助寺庙营建,而不因智觊已死而放弃利用大师的影响力来统一南方佛教界的努力。
智觊既死,杨广转而极力延揽江南另一高僧吉藏。吉藏是佛教另一宗派三论宗的宗师,据说是“安世高苗裔”,开皇九年(589年)南陈亡之时,40岁的吉藏与智觊一样都离开了建康。智觊西去,吉藏则东走会稽山禹穴嘉祥寺,在此一住就是十多年,因而被称为嘉祥大师。他和智觊一样也多次谢绝了杨广的致书累请,至开皇末年,终于被杨广召到江都,主持慧日道场,所受礼敬与智觊大师不相上下。后来他又随杨广延居长安日严寺,声振中原。杨广即皇帝位后,吉藏即成为隋朝佛教界的首领人物。
虽然杨广极力想拉拢的智觊最后都没有“归顺”,但是他的弟子们却都“归顺”认同了隋王朝。开皇二十年(600年),晋王杨广被立为太子时,天台僧团智觊的弟子上首智越即遣使灌顶、智?“奉启入京称贺”,并向皇太子杨广呈谢天台新寺建成,请杨广赐名。智觊弟子们又编造智觊生前曾指示:“王家造寺,陈齐俱灭,隋方代周,此三国成一是也”。杨广即赐名“国清寺”,应验智者大师“三国成一”的预言。山河一统,举国澄清,生前对隋王朝凛然不附的天台宗智觊,其弟子们这时已完全认同大隋王统。天台僧团在杨广的大力扶植下,终于最先形成独立的佛教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