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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林和蒋百里、石醉六等人一路上谈兵说政,时间变得飞快,不知不觉中两天过去,已经来到了直隶地界,驶入了石家庄。
石家庄是京汉线上的一个大站,火车在这里停靠二十分钟,一进入站台,肖林等人就发现车站上的情形不对,这里有很多士兵,身上的军装也不是安*的制式。
“这是晋绥军的部队!石家庄被阎锡山占领了!”
肖林曾经远征绥远,对晋绥军最为熟悉,一眼就认出了这些部队的来历,没想到这几天坐在火车上消息断绝,直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看来,阎锡山正在步步紧逼,早晚要发动对奉之战,奇怪的是,老帅为什么不做出反击?
虽然狐疑不定,却苦于没有任何消息来源,肖林更加想不明白了。
“我估计,张作霖还对阎锡山抱以幻想,害怕过于强硬,把他逼到对立的方面去。”蒋百里思索片刻,做出了判断,他虽然对蒋中正不满,但又和张作霖一向不和,说到底,身上还有些书生意气,和人打交道往往归于失败。
不过,蒋百里的眼光非常高明,这个判断离事实不远,肖林回到北*京之后,下车伊始,很快就搞明白了石家庄事件的来龙去脉。
早在6月3日,山西即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阎锡山同时把所属12万晋军改编为北方国民革命军,由大同、娘子关两路移动,不过阎对张作霖仍维持良好的关系,他有代表常驻北京,张作霖也有代表驻太原。6月5日,阎锡山致电张作霖声明,晋军出动系因奉军北退,担心临时不易布防。仅驻东天门,现已停驻井陉,不再前进。
同日,太原召开国民大会,经过阎锡山的御用党部和民众团体游说,拥其担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并通电请山西省党部分共清党,拥护南京国民政府等议案。第二天,阎锡山就任总司令职,通电服从三民主义,并发表就职宣言。
“今兹三民主义,已深入北方民众心坎,一切反革命之势力,已到最后崩溃之时期,凡我南北真实之革命同志,急宜集中革命势力,以打倒军阀帝国主义,俾统一的国民政府,得以早日实现……”
6月28日张作霖派邢士廉赴太原与阎商议解决时局的办法,奉军在京绥路增加兵力两旅,防阻商震所部。但在阎锡山的忽悠下,老同学邢士廉的任务未完成,阎驻北京之代表李庆芳则向张提取消大元帅府的主张,张、阎之间藕断而丝未连。
阎锡山是一个微妙的人物,在革命党中他是参加开国的人物之一,民国元年就坐上山西都督的宝座,他和这把宝座好像如胶似漆,坐了上去就分不开。北方在民国初年是北洋军阀的天下,他亦附和北洋军阀,亦步亦趋。不管是革命党人,或是北洋军阀,阎老西坚守一个原则,他就是山西,他和山西是不可分的。在北方,皖系也好,直系也好,奉系也好,他表面上都和他们虚与委蛇,可是都不卖身投靠,因此北方派系此起彼落,对他都毫不发生影响。
7月17日晋绥军徐永昌突然出兵,占领石家庄,奉军退走正定,在正定、定州、保定布置三道防线。22日,张作霖向山西代表提出晋军撤出石家庄的强硬要求,在保定、德州之奉军准备进攻河南冯玉祥军队。25日张作霖和张宗昌分别派遣代表赴太原向阎锡山提议,请撤走石家庄驻军以便奉鲁军南下进攻冯玉祥军,阎置之不理。
虽然阎锡山连连紧闭,张作霖却仍不愿与他翻脸,只因在北方群雄中,阎锡山处境较为自由,阎锡山从辛亥革命后就稳坐太原,只求保住山西。虽然只占据山西绥远一个半省,但可以闭关自守,待时而动。他不是没有野心,不过很能含蓄,守份待时,现在变成了各方所争取和拉拢的对象,奉张拉他,南方的革命军也暗中和他连络,尤其是西北方面的冯玉祥也和他敷衍。
对阎锡山和南方革命政府的判断失误,成为安*政府的一大隐患,张作霖一直对山西抱以幻想,在大敌当前之时又出了几手昏招。
安*政府成立之后,张作霖连续发出几道政令,以收拢人心,在《和平革新令》中,更宣称“自今更始,一切外交内政均已民意为归……与孙*中*山多年交谊,宗旨本属相同,凡属孙之同志一律友视,对甘心赤化者问罪兴伐……”
张作霖之所以发出这条政令,是因为看到南方国民政府抛弃了联俄联共的主张,开始**清党,如此一来,和蒋中正又成了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朋友,何必再拼个你死我活?但是,蒋中正虽然背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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