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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有一篇评论《碧血剑》的文章十分强调的说，《碧血剑》受了英国女小说家杜·玛丽安（Du Maurier）小说《蝴蝶梦》（Rebecca）的重大影响。文学作品受到过去中外文学名著的影响，那是不可避免的。但《蝴蝶梦》这部小说并没有太大价值，我并不觉得很好，只因希治阁据此拍过一部好看的奇情电影，因电影在中国流行而为许多中国观众所知（单以杜·玛丽安的小说而论，我更喜欢她的另一部小说My Cousin Rachel，但此书未拍电影，无中文译本，故较少人知）。文学评论如不以改编后的流行电影为依据（正如根据电影“罗生门”而评《雪山飞狐》一样），而根据原作，则格调较高。杜·玛丽安作为一位作家，《蝴蝶梦》作为一部小说，在英国文学中都没有什么极重要地位。如想谈论英国女小说家在作品中以次要人物述说一个露面极少的人物作为报仇主角而展开惊心动魄的故事，不如引述爱米莱·勃朗黛（Emily Bronte）的《咆哮山庄》（Wuthering Heights），这才是英国女小说家中的第一流人物，小说也是第一流的优秀作品，只有谈论这部小说，研究英国文学者方人人皆知，不去引述只流行一时的惊险电影。（虽然，《咆哮山庄》也拍成了一部很好的电影，但在中国较少为人知。）
〈袁崇焕评传〉是我一个新的尝试，目标是在正文中不直接引述别人的话而写历史，文字风格比较统一，希望较易阅读，同时自己并不完全站在冷眼旁观的地位。这篇〈评传〉的主要创见，是认为崇祯所以杀袁崇焕，根本原因并不是由于中了反间计，而是在于这两个人性格的冲突，以及崇祯的不正常心理。这一点前人从未指出过（对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是小说作者通常的重视点，历史家则更重视时代背景、物质因素、制度、文化等等）。另一原因，是专制独裁制度的祸害。
这篇文字并无多大学术上的价值，所参考的书籍都是我手头所有的，客居香港，数量十分有限。出自《太宗实录》、《崇祯长编》等书的若干资料都是间接引述，未能核对原来的出处，或许会有谬误。这篇文字如果有什么意义，或许是在于它的“可读性”。我以相当重大的努力，避免了一般历史文字中的艰深晦涩。现在的面目，比之在《明报》上所发表的初稿〈广东英雄袁蛮子〉，文字上要顺畅了些。此文可说是我正式修习历史的起点与习作。
〈袁崇焕评传〉一文发表后，得史家指教甚多，甚感，大史家向达先生曾来函赐以教言，颇引以为荣，已据以改正。现第三版再作修订，以往错误处多加校正，其中参考杨宝霖先生〈袁崇焕杂考〉一文及《袁崇焕资料集录》（阎崇年、俞三东两先生编，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一书甚多，颇得教益，谨志以表谢意。作者历史素养不足，文中谬误仍恐难免，盼大雅正之。
二〇〇二.七
注释
[1]袁崇焕的籍贯，像中国许多名人一样，后人有很多争论，好像湖北襄阳与河南南阳要争诸葛亮是他们那地方的人。据杨宝霖先生根据多种资料考证，以及阎崇年先生亲身前往广东、广西两地调查研究，比较可靠的结论是：袁崇焕原籍广东东莞水南村，他也自称是东莞人。他的祖父袁西堂是商人，于明嘉靖初年自东莞来到广西梧州府藤县四十三都白马乡，见当地山水清佳，便定居于该地，妻子何氏，生子袁子朋（或作子鹏）。子朋生三子，长子崇焕、次崇灿（另说崇灿是长兄，崇焕为次子）、三子崇煜，有六名孙子，都是“兆”字辈，十一世孙才是“承”字辈，有袁承芳、承杨、承枢、承柏、承洪、承济等人。据阎崇年先生考据，袁崇焕生于万历十二年（一五八四）四月廿八日（阳历六月六日）。他家所在地白马乡（原名莲塘村）邻近平南县，所以广西平南县志也有说他是平南人的。他是广西藤县人还是平南人仍有争执，因文献记载中两种说法都有。他于万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考中进士，“万历己未科进士题名记：第三甲第四十名，袁崇焕，广西藤县。”考进士时报的籍贯是广西藤县。（以上资料见阎崇年、俞三东编《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民族出版社）
[2]Edward Gibbo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The Heritage Press，New York.
[3]这是后世论者的共同意见。《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清高宗题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4]十六世纪后期来到中国游历的欧洲人，如G.Pereira，G.da Gruz，M.de Rada 等人著书盛赞中国。他们拿中国的道路、城市、土地、卫生、贫民生活等和欧洲比较，认为中国好得多。见A.P.Newton，ed.，Travel and Travellers of the Middle Ages；C.R.Boxer，South China in the 16th Century等书。直到一七九八年，马尔塞斯在《人口论·第一篇》中还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国家。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天主教教士利马窦等人更盛赞中国的文治制度，认为举世无出其右。参阅L.J.Gallagher，S.J.tr.，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5]Wolfram Eberhard：A History of China，p.249.
[6]朱东润《张居正大传》：“从明太祖到神宗这一个血脉里，充满偏执和高傲……到了神宗，又在这高傲的血液里，增加新的成分。他底母亲是山西一个小农底女儿。小农有那一股贪利务得的气息，在一升麦种下土以后，他长日巴巴地在那里计算要长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麦。成日的精神，集中在这一点上面。……明朝底皇帝，只有神宗嗜利，出于天性，也许只可这样地解释。”（三一七页）但说小农嗜利，似乎不大妥当。小农种麦而盼望收成，既是自然而合理的期待，又是生活的唯一资料，不能说是嗜利。一般来说，富农大概比小农更嗜利，否则做不成富农。神宗之母李太后的父亲武清伯李伟，本来做泥水匠。
[7]矿税的税率是胡乱指定的，在L.Carrington Goodrich，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说万历时的矿税是矿产价值的百分之四十，即使矿场已经停闭，矿主每年仍须按旧税率缴税。p.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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