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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他会突然问：“他们不允许你买新衣服吗？”
周枫当然知道“他们”指的是谁，她瞪他一眼说：“这叫什么话？”
“你这件衣服五天都没洗，你也不换。”
“谁说我没洗？”
“你袖口的油渍，我上次就见到了。”
周枫脸红了，作为一个女人，她感到一些羞愧，于是下意识把手放下去，离开黎世杰的视线，低声说：“我洗了，只是没有肥皂。”
“怎么不去买？”
“现在肥皂很难买，很贵——”
“他们不发你薪水吗？”
周枫白了他一眼，不再说话，因为她继续说下去，会引发他更多的追问，而且她很清楚，这种追问并不是真正的好奇，而是为了嘲讽她。她可以忍受黎世杰对她进行嘲讽，为了使黎世杰开心，她可以完全不介意这种刻意的取笑。但她不能忍受黎世杰对“他们”进行同样的嘲弄，虽然她也明白这种嘲弄其实并无恶意。当然，作为获得某种了乐趣的回报，黎世杰不会忘记下次带一些肥皂来。
从根源上说，他们不是一类人，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他们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都完全不一样，甚至对同一件事的感觉都迥然不同。比如黎世杰认为日本人如果占领租界会是一个悲剧，因为这会破坏上海的生活方式，租界代表着上海的文明和自由，这种文明和自由是上海之所以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的本质。但周枫认为，租界由哪个国家占领并无区别，并且她不认同租界代表着上海人的生活方式这种看法。虽然她也很向往到租界的法式餐厅吃一顿真正的法式晚餐或者在某一个炎热的下午悠闲地喝一杯纯正的英国伯爵茶，但她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根本和大部分中国人无关，甚至和大部分上海人无关。
这种争论永远不会有结果，也许在战争年代争论这种问题本身就很可笑，尤其这种争论发生在两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之间。
但这些争论也并非毫无意义，有一天黎世杰发现周枫对一个从她身边走的女人异乎寻常地关注起来，这个女人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他认为是她身上的那件旗袍吸引了她，这个吸引很短暂，但被黎世杰捕捉到了，他很欣慰她会有这样的变化，他早就厌烦她那一成不变的弄堂老妈子般的打扮。
七月底的一天，周枫回到住处，看见地上有一个信封，很显然，是从门缝里塞进来的。她很惊讶，因为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她犹豫着捡起来打开，抽出一张淡黄色的信签纸，上面写着两行字：明天上午十时到某某街某某号，找孙师傅，就说你姓赵，是周先生介绍来的，急。
这种联系方式使周枫警觉起来，这不是他的风格，他一贯非常谨慎，而且很有经验，不会轻易改变联系方式。但这个地方只有黎世杰知道，不会是别人，而且她依稀记得这就是他的笔迹，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有紧急事情找她，没有找到，于是改变了联系方式。她认为就是这样，她非常信任他，不认为照着做会有任何风险——或者说即便可能有风险她也愿意承受。
第二天她准时去了这个地方，她发现是一家高档旗袍店，很快她就找到了“孙师傅”，是旗袍店的裁缝，五十多岁，上海本地人，很和善，她看不出任何不正常。
“我姓赵，是一位周先生让我来的。”她小心地说。
孙师傅朝她鞠了一个躬，说：“赵小姐请坐，周先生都交代好了，正在等侬。”
周枫有些不自在，说：“您这是——？”
孙师傅笑了，说：“不用很长时间的，料子、款式周先生都挑好了，只是要量一量。”
“什么？”周枫吃惊地呆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