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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当今天子刘文济在帝国哪里的民意支持率最高,那么绝不是帝国最为核心的统治区域京畿,也不是山阳、燕北那些名义上有血脉联系的地方,而是东南吴会之地,尤其是江南道。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刘文济能在江浙得到这般大的民心拥护,自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并且绝不只是他皇帝的身份,以及在江南十数年的蛰伏。

    根本原因在于,刘文济在江南期间,表现出的政治态度,其中有对江南文化风俗的鼓励与尊重,有对中下层僚吏士民的怜悯与体恤,还有对东南农商手工业发展的认可与支持。

    有此三者,刘文济也自然而然获得了江南道主要阶级的认同与拥护,登基以来,即便有些整饬官场、民生的动作,对地方造成了一定动荡,但那也去腐肉、刮骨毒必当经历的阵痛。而仅仅通过废除康宗时代对东南地区的那些贡献,就足以俘获大批人心了。

    而“端拱—建隆”时期帝国全面性的恢复发展中,也是江浙地区,势头最猛。当然,平心而论,这只是江浙地区多年积累后的正常爆发,而刘文济朝廷中枢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只是维持一个基本的“政通人和”。

    如此,已然足够,毕竟在君主专制的封建时代,想要求更多,本身就是一种“过分”的奢望。就这样,朝野之间已经有一大波人在夸耀今上之功德了。同时,刘文济也是大汉帝国历代皇帝中毁誉最多的,评价之杂,甚至显得有些割裂,毕竟,朝里朝外还是有一大波人并不从心里认同并信服他这个皇帝。

    但在江浙,当銮驾降临之时,在整个东南世界引起的反响,也是极其热烈的。江浙的权贵与官僚们,明里暗里组织迎候,就仿佛要把皇帝淹没在东南士民热情洋溢的欢呼中,以分散其注意力。

    只可惜,刘文济从来都是一个主意很正的人,虽感其热情,但并不为江南的喧闹与乱话所迷,巡察途中,事情照办。用刘文济的话讲,他出巡是为了视察政治民情,而非游山玩水。

    吏政治理,是他重点关注的事务,官吏的选拔、考察与培养事宜,他过问尤多,尤其是娄江学院出身的那些吏政人才,刘文济专门就此发表讲话,并对其中表现突出者,提出表扬与赞赏。

    在上海时,刘文济驾临江海关总税务司,亲自接见税务总监下属的税务处长的梁同海,听取他关于江海关税务政情的汇报。在这方面,刘文济可是个行家里手,当年他可是在江海关总监下挂职锻炼过的。

    这梁同海,就是娄江学院第一期毕业学生中的佼佼者,能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从一属吏,爬到江海关税务处长,正六品的官职,这已经是出类拔萃了。当然,也是此人赶上了“第一期”的时遇优势。

    除了官吏人才的培养选拔之外,贪腐问题也吏治管理中一个避不开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江浙的问题,严重程度同样居全国前列,这当然也是富庶地区的通病。

    经济发达、贸易旺盛的地方,权贵豪绅云集、富商大贾扎堆,也最容易滋生腐败与权钱交易。同样是在江海关,在武德司、御史监察、上海按察的配合下,趁着皇帝南巡之际,揪出了一连串的贪官污吏。

    江海关下属那些位卑权重的官吏,都不需要做一些明目张胆的违法犯罪之事,只需在进出口贸易的监管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能轻易挣到“泼天财富”。

    作为大汉帝国第一座以“市”命名的城市,也是帝国最开放的城市,上海的风气与大汉任何一座城市都有所不同,所有打破传统的、光怪陆离的事物在这里都能出现,就连贪污腐败,都显得“别具匠心”。

    受各种流言传说的影响,在许多不知情人的眼中,上海就是一座流淌着黄金的城市,商业的属性拉满,再保守的人在这里也不避讳谈钱,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的萌芽都已经诞生了,但那些人间罪恶、阴影与污秽,同样也笼罩着这座城市,尽松江与长江二江水都冲刷不掉。

    至于皇帝驾临前后对上海自上而下的那些整顿,实在不算什么大事,在大上海,来来往往的人很多,起起伏伏也是常事,死几个人更属正常。

    这座大汉帝国最魔幻的都市,任何个人的生死荣辱都是微不足道的,只要这座城市还在,围绕着此城形成的那套规则还在运行,他繁荣就不会褪色。

    那场整顿过后,官场内外,相关人等,更加在意的反而是空出来职位,变化之剧如上海,这样的机会也是难得的,这不禁是机遇,更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权势与地位。

    论对上海市的了解,刘文济绝对是大汉帝国少数看得比较清楚的人之一,但再临此地,即便开明如他,也不由心神动摇。很难想象,这座城市最终会发展到怎样一种形态,而刘文济下定决心的则是,中枢要加强对此地的监管控制。

    要说东南官场在腐败问题上,还有一点尤为突出,那就是官、义二仓的亏空,当然,这个问题非东南独有,从朝廷建立、完善并落实仓储制度开始,就始终存在着,只是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严重程度不同罢了。

    对于地方官僚来说,看着一批又一批的钱粮物资在仓场里吃灰,想要按捺住不伸手,那可比老猫见了咸鱼不伸爪子还要难受。

    关于“二仓问题”的整治,在雍熙时代伴随着“赈贷制度”的调整完善进行过一次大规模清理行动,效果显着,最终填补了大量亏空,给国家追回了不少损失。

    但,那也是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事情,如此漫长的时间下来,也可想而知在这方面,又积累了怎样深重的弊病。贪腐亏空,监守自盗,中饱私囊,这些情况一点也不稀奇。

    最让刘文济感到“新奇”的,是有些官僚的作为,其手段可是让人叹为观止。他们也不贪不拿,只是利用官仓公储中的粮米盐布来做生意,钱只有流动起来,才会产生更多价值,东西也一样。

    那些物资,如果躺在仓库里,就永远只是一堆死物,价值只会减不会增。但若是将之贩卖出去,既能保住其原本的价值,同时创造的额外的经济效益,还能填补衙门支出,给僚吏们发些福利。

    至于那些物资本身所承载的社会价值与赈济责任,在没有紧急事况发生时,也凸显不出来,真有问题了,那还有其他办法解决,永远不要小看官僚开动脑筋的能力。

    至于朝廷的监察,也不必过于担心,有的是漫天过海、移花接木的法子。重点在于,要把财富流动起来,这样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至于流动过程中出现的人财物力的成本,也能轻松转嫁出去,于官府而言,甚至能名正言顺记在行政支出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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