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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上有篇《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说的就是此处。精神病院里的杨丽坤，目光呆滞，满头乱发，仿佛三四十岁的老女人。有人告诉他，杨丽坤今年刚结婚，死心吧。他献上路边采来的山茶花，悄然告别。
“文革”结束，他被分配到电影院，担任电影放映员的工作。而他的女神杨丽坤啊，也从精神病院出来，与老公孩子一起去上海电影制片厂度过余生，此生却再没碰过电影。
而他一辈子没结婚，打光棍到老，至今还是个老老实实的处男呢。电影院的老伙计们开玩笑说，你算是讨了电影里的女明星做老婆了。但是呢，无论山口百惠还是波姬·小丝，抑或林青霞，有哪一个比得上阿诗玛杨丽坤呢？当然，他也不会忘记那些片名，什么《人性的证明》《砂之器》《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黑郁金香》《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就连童自荣配音的佐罗的台词，他都能背得滚瓜烂熟，因为他真的亲手放映过一百遍啊一百遍。
告别小清新的八十年代，毫无防备地被扔进九十年代。先是流行录像带，后来是VCD和DVD。电影院经营惨淡，经常只有一个观众，还是来借空调睡午觉的。最后，电影院关门大吉，整个拆掉盖起洗浴中心，老员工们都下岗了。
洗浴中心的大老板，是他外甥女的婆婆的干儿子的拜把兄弟。电影放映员，就此改行给人搓澡为生。
二〇〇〇年七月二十一日，杨丽坤在上海去世。五十八岁的短短一生，流星般辉煌过后，大半淹没在沉寂的海底。老头就快要成老头了，专程赶到上海，在龙华殡仪馆，看了她最后一眼。他献了一个大花圈，包了个一千块的白包，这在那年已是很高的标准。
七年前，洗浴中心老板出国去伦敦参观了杜莎夫人蜡像馆，看得那是津津有味。回国适逢本地开发旅游，便向政府拿了块地皮开发，建起了山寨的杜莎姑娘蜡像馆。
蜡像馆刚开业那个月，生意火爆得不行，全省人民纷至沓来。到了第二个月，蜡像馆就闹鬼了。管理员都是二三十岁阳气十足的小伙子，却被吓得屁滚尿流。以后啊，蜡像馆出再高的薪水都没人敢去。唯独洗浴中心搓澡工老头、前电影放映员，听说蜡像馆里能看到无数电影明星，就自告奋勇应聘去当管理员，只要一千五百块的工资。偌大的蜡像馆，只有老头一个人。每逢傍晚，出纳会来收现金。老板则每周来视察一次，多半是陪同领导参观，或者带个小秘书来亲嘴。
老头搬进来没两天，就发现真的闹鬼。他也想过办法驱鬼，但毫无用处。他发觉那些蜡像半夜里就会活了，也有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各自说话聊天吵架撕逼。他对于蜡像并不恐惧，无论它们有多丑。老头装作不知道，每晚打扫完毕，还能呼呼睡大觉，哪怕蜡像们开万圣节的联欢晚会，在他床边打德州扑克赌钱。
而他终于相信——任何物质一旦塑成人形，就能拥有与本体相近的灵魂。
自从成为蜡像馆的管理员，老头心里最大的愿望啊，就是能看到阿诗玛杨丽坤的蜡像。
他好多次向老板提出这建议。老板回答“：阿诗玛啊？五朵金花啊？现在的年轻人谁晓得？孤零零的蜡像放在那里，没有一个人来合影，你让人家阿诗玛在阴曹地府里不害臊吗？”
“如果我自己花钱呢？”老头固执地问。“就算是那些丑逼蜡像，最最便宜的工厂里做的，每个至少也得两万块钱，你买得起吗？”于是，老头决定自己攒钱做个蜡像。
他悉心学习了蜡像制作，自费几千块买原材料，用三年时间，终于造出一个阿诗玛——毕竟是半路出家的三脚猫，手艺不精，蜡像丑陋到极点，简直就是容嬷嬷。不巧恰逢盛夏，三十八度的桑拿天，作坊里没有空调和风扇，劣质的蜡像很快就熔化了，先掉下来两个眼珠子，接下来是阿诗玛的胸，然后是整个脑袋，“啪”的一下在地上摊成大饼。老头抱着被斩首的阿诗玛大哭一场。他想到城里的老房子。反正他一直住在蜡像馆，老屋只有二十平方米，借给一对摆夜排档的农村夫妇，每月收三百块租金。他咬咬牙，老房子以两千块一平方米卖了出去，换来四万块钱。有了这笔钱，他请假去了趟广东，在全世界最大的蜡像工厂，定做了一尊极品。
三个月后，杨丽坤版的阿诗玛，被运送到蜡像馆。老头拆开包装一看，惊为天人，几乎兴奋得犯了哮喘病。
没错，在整个蜡像馆，并在有史以来的蜡像界，这是最漂亮的一个，无与伦比，没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