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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重农的大清国反而在农业方面也搞不过以商立国的洋人？除了科技方面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大原因，涉及到贸易的本质——社会分工。国人对商业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想当然地认为商人不产出粮食，也不制造实物商品，只通过低买高卖来赚取差价，是不事生产的无良奸人。
这是大错特错的，商人艰辛采购、运送货物，小心存储，精选店址，卖力吆喝，这都是劳动，是沟通不同货品生产者的桥梁，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存在。这座桥梁越是发达、顺畅，生产者越是容易卖出自己的货品，换成万能的银钱。商人同时是最好的生产资源调配者，通过价格浮动来清晰指示市场所需。谷贱伤农意味着什么？一方面有可能是商业不发达，需要谷物的顾主不能以合理地价格到达拥有谷物的农民。另一方面会使农民降低生产的积极性，这是良性的信号，提醒种谷物的乡党该干点别的了，养鸡养猪养蚕种棉花什么的，总之不要在一颗树上吊死。
像西洋火车发达的国度，最南的产品可廉价运输到最北的市场，则市场巨大，不容易出现一种商品低贱到生产者血本无归的情况。将来大清必将建立铁路网，以促进商业的发展。要是能开通国际商道、航道，则又是一个更巨大的市场。洋人很早就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所以与我大清相约贸易，然而国人自视天朝无所不有而拒绝开放，这不是洋人的蛮横无理，而是我大清之前不明事理。我大清虽被迫打开国门，却未必是坏事。
关于关税。满百抽五属低关税，于促进国际贸易有利，大清皇帝斥责原海关官员办事不利，陋规收得太多，暗地里巧立名目损害了不但是洋商人的利益，也同样损害中方利益。此次将海关抵押给了英国人和苏黎世银行以便于清偿战争赔款，是国耻，也是契机，责成总理事务衙门选合适的人才到洋人管制的海关去学习现代海关知识，为将来大清回收并良好地管理奠定基础。
同样需要适应西洋管理方式的还有被割让的新安县九龙半岛的居民，务必遵从英国人的法律，不要像以前朝廷那般耍小聪明损害英国人的利益，大国相争当以积蓄实力正大光明的较量，以前大清进行奉行的以民制夷的伎俩要不得，也行不通，只能徒增中英、中法误会，无助于友好通商。朝廷听闻洋人统治之法迥异于我国，重法律，少讲人情，也许这是更先进之法，望九龙居民勿要心怀怨恨，这也是一个好的机会，可代表大清朝廷体验西洋之法制。这一点真是可圈可点啊，莫非将来大清还要学习西洋的法制不成？有心者如曾国藩、李鸿章都看到了朝廷前所未有的励精图治的决心。保守派官员则因此要上表弹劾此文作者“扰乱朝纲”之类的罪名了。
关于西洋宗教，不需畏之如虎，虽基督教的教义荒诞不经，却也是劝人向善，给人的生老病死以安慰的一个门路，跟佛、道、回有相似之处。臣民们可对其姑且听之。
与洋人的条约虽有允许其自由传教的权力，但我大清臣民也有不信的权力，各地方官员须厘清双方的权力，既要遵守条约允许传教，又要保障大清子民不信的自由。更不可把太平军拜上帝教所谓的神灵附体等无稽之谈当成基督教。
这个时候，有心的读者已经注意到大清新闻报对粤匪的措辞相当温和，不再大量使用蔑称，这是什么节奏？
咸丰帝对于华工出洋有疑虑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在唐宁不断改善航海的卫生、医疗、食品和通讯条件之前，大量华工像被强卖的黑奴一样，通过逼仄、肮脏的小船航海，经历过极高的死亡率时代，现在大清新闻报要澄清一下，如果选用的是从上海到欧洲、美洲的万吨级天青色远洋巨轮，旅途相当舒适和安全。
最后，把英国的陪审团制度介绍一番，并附上有节制的溢美之辞，让大清国民相信洋大人在中国犯罪，也是要受审的，只是法制跟大清原来的迥异，如果大清国民想体验一下，请到香港、上海租界去，朝廷以开放的姿态看等西洋的一切事务，可取则取之，中华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不可再受制于祖宗成法。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话就像是我说出来的一样，李鸿章大人感叹，如果经过这一场战败朝廷能一直保持这样的反省水准，也可说是因祸得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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