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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越来越高明的总书记把10%的城市交给那些占了股的资本家自主运营，而且这10%并不是最差劲的，而是随机抽出来的，以保证国外资本的利润，这一招祭出，终于让来苏联尝鲜的外国资本喘了口气。
本来自认倒霉的卢森堡首富布依隆居然在抽签中抽到了首都新西伯得亚的路桥分公司管理权，兴奋得不行，看来扭亏为盈大有希望啊。
坚持以法治国的总书记制定了明确的对私人资本的限制法律，业务超过一个城市的私人资本开始区别对待，税率慢慢上升，直到全国市场都有营业，最多可征收高达毛利率80%的企业税，或者私人资本可以选择让国有资本介入，最高可让国有资本占到50%的股份，如果是由私人发展起来的企业，此时的企业经营自主权在私人，国有资本只派财务董事，不参与经营，没有往里硬塞员工的事情。
伟大的*实践者苏联更是实行司法独立，总书记提名9名苏联*官，任命是终生制，避免了对总书记唯命是从的司法体系。当然了，只有两权分立，总书记是被欧美政治学家诟病的行政权和立法权合二为一。民主议会只在加盟共和国（相当于大清的省）级别实行，地方苏维埃（议会）可制定不违背全国性法律的法律，地方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可以被总书记否决，这是相当于皇帝般的大权在握。马克思在临时宪法里给自己的*找了个借口，称苏联的政治制度正处于探索阶段，处于向真正民主过渡的初级阶段。
这就对了嘛，看来马克思先生已经明白了共产的本质是高税收、高福利，而不是形式上的公有，如果这些法律实施得好，私人资本照样可以发展到一定程度，当然，对于投资的吸引力度还是不够大，资本家不会将其当成优先的投资国家。
至于民主嘛，暂时别考虑了，唐宁对于意大利和大清纷纷脱离控制感到不爽快。问题是，这两国脱离控制之后一个复兴天主教，一个复兴儒教，在唐某人眼里都是逆向发展。
首富们要做的好事基本上都是优先考虑自己的故乡，诺贝尔和岩琦弥太郎都找到了帮助驯鹿牧民的好差事，别人就暂时没有这个好运气，有些人又不甘心做太平凡的事，特别是“发小”祁泰裕，他对唐宁说：“唐老板，你让广东成了各省翘楚，风头都快超过江苏了。徐老板跟广东巡抚关系好我知道，可是我跟山西巡抚的关系也不差啊，他竞选的时候都是我出钱给做了广告宣传的，我想做的慈善应该放到我们山西，唐老板有什么想法？能不能搞一个像广东那样的全球性项目？那个叫什么来着？solo？”
唐宁对山西还真不了解，记得它能产煤，可是似乎产煤大省并不富裕，原来晋商以日升昌为首的票号还能让山西成为大清金融中心，但很快苏黎世银行的电汇系统让票号的汇兑生意一落千丈，只有泰裕钱庄等少数票号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日升昌听说都快倒闭了。
为了了解山西，唐宁决定跟祁泰裕到他的故乡平遥县去看看，这个苏黎世银行未进入大清时被称为“大清华尔街”的地方。
经过一段时间的空中侦察和地面探访，唐宁对整个西北有了初步却独到的了解。他觉得山西跟荷兰有点像，都曾经是金融创新的先行者，全世界第一家股份公司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经过了海上马车夫的黄金时代，荷兰的城市化率至今还超过英国，不过，荷兰人注定要在工业革命的第一波时倒霉，因为它的国土低洼，很难修建铁路，没有铁路，工业发展无从谈起。
山西境内有全球自然奇观之一：黄土高原，全球第一厚度的黄土地貌，碱性的贫瘠土壤，若任凭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倒也还好，至少会出现像巴西塞拉多大荒原那样的野性世界，可是它偏偏是黄河的那个大“几字”的边上，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充满了人类活动，黄土高原大致的区域在太原、西安、兰州、银川四地之间，从地貌上看，它处于干湿两地貌的交界处，因此，农业生产会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时而丰收，时而歉收。加上人类过度地开垦、放牧，山西省的农业简直像是残花败柳。
晋商能神奇地崛起，得益于当年与少数民族交战时山西是边境，垄断盐业的朝廷为了支持战争，鼓励商人自行运军事物资到边塞，然后可换成盐票，晋商近水楼台得到了大量的盐资源。在那个年代，盐是一种战略资源，它除了用于调味之外，还能使食物长时间保质，（稍微牺牲点口感），因此是食品贸易的核心，有点像唐宁用垄断防腐剂的方式来助力批发超市metro几乎垄断了大型的批发产业。
因此晋商越来越有钱，后来又催生了因商业发达而经常有异地汇兑需求的金融业，即金融天才日升昌创始人发明密码法，可安全地进行异地汇兑。其核心业务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生意是一样的。
然而，“金融中心”只是肥了少数人的腰包，在农业社会，水土流失严重的山西依然是一个贫穷之乡，因穷而没钱念书，它居然保持着几百年没有一个科举状元的“世界纪录”。有钱人基本上都送娃到江浙去念书了。特别是由于黄土高原沟壑巨多，带来了交通的极大不便，唐宁从飞艇上看去，那些羊肠小道真的是弯曲得极具视觉震撼力，如果你不是天天要在小道上奔波的穷苦农民，一定觉得这场景美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