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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的老花，一定看不清我手机小屏幕上的照片。他当时为什么不戴老花镜？他不想看清楚林丁丁吗？他难道不好奇曾经让他爱得剧痛的女子几十年后变成了什么样子？我想，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不想看清现在的丁丁。他不来参加聚会，首先是参加不动——身体和精力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他不要看见一个多了许多肉、少了许多头发的林丁丁。因为他当年那么爱那个小林，他不愿意她变，不愿意她老，不愿意她不好看；他不看她，是为了自己好，也是为了小林好。不看，那个年轻的林丁丁，好看的林丁丁，就永生了；至少永远活在一个人的心里，梦里。此刻我发现自己看见的红绿灯像是掉进了水里；我哭得那么痛。刘峰对林丁丁的爱使我也多情了。
我在香港开会的第三天，手机上来了一条短信：“刘峰先生于2015年12月23日凌晨4：26分于北京武警总医院病逝。”
刹那间我不知道这个刘峰先生是谁。跟我战友了一场的刘峰一辈子也没人叫过他先生。短信并不是他侄子发来的。我把电话打给发短信的机主。机主却一直呼叫转移。我给刘峰的侄子打了个电话，他也刚刚接到同样的短信。三小时之后，我们与会者正在晚餐，又收到追悼会通知。我拨通郝淑雯的电话，她连刘峰逝世的短信通知都没收到。她只说：“这么快呀！太快了！”也不知道她指什么，什么是她快和慢的参照，跟什么比“太快了”。
两个月前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真的是怕吓着我，没跟我说实话。要不就是他那个姓沈的女朋友没跟他说实话。但前一种可能性更大，他的淡泊和幽远，他那静静的微笑，是来自一种全盘的接受，接受了一切，也包括接受了不久即临的死亡。
夜里十二点多，我接到一个女人来的电话，对方自报家门，姓沈，是刘峰的朋友。但我马上觉得，这个姓沈的女人对于我绝不是个陌生人，我们一定认识，而且不是一般的熟。那种亲熟从遥远的少年时代散发而来，如同动物间神秘的生物电，如同难以捕捉的气息。于是我的直觉比分析判断快得多，就在她简短报告了刘峰病故前的状态，以及感谢我捐助的钱——那钱每一分都使上了劲儿，她在此附加了一句；就在她跟我再见的刹那，我平淡地说：“是小曼吧？”
“……嗯，是。见了面我再跟你细说。不是你想象的那种……”
我想象的哪种？挂了电话，别说想象，连思维都停了。怎么了，小曼和刘峰？他们最后是怎样相伴的？谁先找到了谁？刘峰最后是个谜，但他的谜跟小曼比，太简单明了。小曼怎么成了沈老师？唯一的推理结果是小曼的亲父亲姓沈。刘峰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的女朋友就是小曼呢？而且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女朋友”。
我以为活到今天，已经没有让我吃惊意外的事物了。而刘峰和小曼，真沉得住气，用了四十年来向我、向人们揭示这份意外。我坐在酒店的落地窗前，窗外的香港灯红酒绿。小曼对刘峰生命终点的叙述，我此刻才顾得上回想。她告诉我，他没有痛苦，没有留恋和不甘，他在进入弥留的昏迷前睡眠很多，那种死沉的药物睡眠。弥留的昏迷持续了两天，没有醒过来，直接走进死亡。
追悼会前一天，我跟小曼相约，先到她家见面，然后我请她到附近的“鸭王”吃晚饭。小曼在楼下迎我，裹着一件米白羽绒衣。我惊奇地发现老了的小曼比年轻时好看，也许因为有关好看的标准变了。她的黑皮肤、小脸盘、曾经被看作奇葩的浓密纱发，现在都被认为是好看的。那时候我们说小曼坏话：她能演什么呀？脸比脚后跟大点儿，脑壳比拳头大点儿，上了台她是哭是笑观众都看不出来。小曼本身话少，我和她在电梯里都沉默着。我们之间几十年的疏离随着楼层的升高而上升为陌生，陌生又上升为压力。开电梯的妇女换成了个老头，也一句话没有，三双眼睛都盯着显示灯，电梯却爬不动似的。
在小曼的两居室门厅里，置放了一张写字台，布置为灵台。写字台就是刘峰曾安装了根铁签，把苹果固定上去为我削苹果皮儿的那张。灵台上刘峰的照片是四十年前的，我们巡回演出到西藏，在澜沧江边拍的，右手握在冲锋枪的枪把上。那时我们不知道澜沧江一直流淌，最后就流成了湄公河，而刘峰会去湄公河入海的国度作战，失去他给我们做过甜饼的右臂。他那结实灵巧的右手，为我们抄过跟头、修过地板、掏过下水道、补过军装……澜沧江边的岩石上，同一个景点，我们每人都留了影，也摆出跟刘峰相同的Pose，端在胸前的冲锋枪是跟汽车兵借的。那时候追求林丁丁的摄影干事还没调到大军区，还在昌都军分区当干事，我们沾丁丁的光，每人照了一张江边留影。因为照片质量好，用在灵台上的十二寸照片虽然是用当年120胶卷的底片放大的，还是非常清楚。照片里的刘峰好年轻啊，那么老实巴交，嘴角有种深深的谦卑，而深明大义的光芒就在眼睛里。那时他最得意，最红，年年当标兵，全军区的宠儿，连军区首长来审查节目，都要先跟刘峰握握手，说：“小刘啊，这帮唱唱跳跳的小鬼不好管，好好给他们带头！”但他从那时就明白那都不是看家本领，自己终将无为无成，因而谦卑。他被我们每个人麻烦，还找来“括弧”那样的残废孩子麻烦他自己，时刻准备着帮我们的大忙小忙，琐碎到被絮里捞针的忙，他都那么当真地帮。我们麻烦他就是需要他，被人需要着是他最好的感觉，使他发现自我价值，让他抖擞起活着的精神。他最早那毫无来由的自卑，终于露出了根。不能不说是一种英明吧？在他二十岁的照片上，眼中的深明大义正源于此。
我看着照片，为自己流不出眼泪而焦虑。其实小曼也没有哭。也许她的眼泪是逆向地流淌，往心的方向。小曼在我身边说起话来，话是重要的，不过有些上年纪女人的絮叨。当年她的病（精神失常）不单单是被当英模的压力诱发；在那之前她就有点神志恍惚。仗刚打起来，野战医院包扎所开进一所中学时，教学楼前集合了一个加强团士兵，从操场奔赴前线。第二天清早推开楼上的窗，看见操场成了停尸场，原先立正的两千多男儿，满满地躺了一操场。小曼就是站在窗前向操场呆望的那个女护士。她站了多久，望了多久，不记得了，直到护士长叫她去看看，万一还有活着的。她在停尸场上慢慢走动，不愿从躺着的身体上跨越，就得不时绕个大弯子。没风，气压很低，血的气味是最低的云层下的云，带着微微的温热，伸手可触。她这才知道满满躺了一操场的士兵是那个军的。刘峰那个军。再走慢点儿，万一还有活的，万一活着的是刘峰……
小曼侧过脸来看我，“穗子呀，我是拿起尸体袋子上的牌子一个个对号的，个别没有名字和番号，我就怕得要死，打开袋子，看一下他的脸……”
就那样，一个操场头一天还操练，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第二天一早，立正变成卧倒了。卧倒的，个头都不大，躺在裹尸布和胶皮袋子里，个个像刘峰，个个都像她新婚的丈夫。小曼的神志是那时开始恍惚的。
小曼还站在刘峰灵台前，满腹心事纺成线，不断往外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