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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后六个月，沥川的健康状况渐趋稳定，开始恢复工作。我们仍然住在昆明，沥川每周会有两天飞往北京打理CGP的业务。但他的大多数设计稿是在昆明的家中完成的。我所属的翻译公司业务也很繁忙，笔译减少了，口译的任务却加重了，我亦频频出差。
结婚后，同事们都以为我会放弃工作做个全职太太，我一向做不惯闲人，沥川亦表示尊重我的选择。
那年七月，沥川应邀去意大利西西里岛参加一个建筑界的年会。在此之前他先赶往瑞士完成了一个商业中心的设计案。我则因为公司接了一个政府旅游团无法抽身，我们于是整整相别了两个月。旅游团的任务刚一结束，我便请了两个月的长假回瑞士。彼时沥川已交完图纸在西西里开会，他吩咐司机费恩来机场接我，让我在家中等待四天，他开完会立即飞回来相聚。其实他很想偷溜，可是他的报告偏偏安排在最后一天，而且几位难得一见的合作伙伴听说他“出山”了，纷纷请他吃饭，他实在无法抽身。
苏黎世机场没什么大的变化。
飞机准点到达。为了避免等行李，我只带了一个最小尺寸的行李箱，里面装着我的电脑、未完成的译稿和几本刚刚上市用来打发时间的小说。家里什么都有，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拿。
过关顺利，我在出口处黑压压的人群中寻找费恩，没看见他。眼前站着清一色的瑞士人，我有点记不得费恩的长相。
蓦然间，我却发现了一张中国人的脸。
那眸子本来是漠然的，一见到我，笑意便如一杯水满满地漾了出来。
居然是沥川！
我惊讶地飞奔过去，扑到他身上。
他将我用力一搂，在我额上重重地吻了一下，上上下下地打量：“是什么旅游团啊？晒得这么黑？”
“不能用黑这个词，得用麦色。”
“好吧，晒得这么麦。”
“‘麦’不能做形容词——”我打趣。
他穿着一套纯黑色的西装，系着一条细细的银灰色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不是说抽不了身吗，他居然早我一天赶回苏黎世。
“会开完了？”我问。
“没呢，我溜出来接你。跟我去西西里好不好？”他拉住我的手，“宾馆楼下有很大的游戏机室，你可以天天打游戏。得空我带你去看火山——活火山，还冒着烟呢。”
他像个小孩子那样央求我，我看着他连连苦笑。
沥川是个实实在在的工作狂，一旦接了活就开始日夜颠倒、饮食混乱，忙起来的时候只记得不停地吃一种东西：吞拿鱼三明治。有我监督的时候他的作息还算正常，我会劝他不要太熬夜。这两个月我不在身边，他果然瘦了一圈。
沥川知道我不喜欢陌生的环境，尤其是会议、晚宴这类正式的社交场合。我对他在欧洲的工作一无所知，只看过一些他设计的建筑图片。CGP的总部就在苏黎世，结婚后沥川一直没上班，我只陪他参加过一次公司的年终晚宴。许多人操着流利的英文和我聊天，我像只尾巴那样紧紧地跟着沥川，应酬几句便疲于应付，沥川常常主动将话题接过去。
我叹了一口气：“不用特意来接我，给我买张票我转个机不就成了？你什么时候到的？”
“比你早到三十分钟。”他微笑，“正赶上接你，早上的会我溜掉了。”
沥川的作风相当德国派，是个非常有计划的人。大病一场之后变得容易改主意了，偶尔会心血来潮地做一些没头脑的事儿。他这一趟一定赶得很急，差不多是争分夺秒的。我脑子一闷，想起以前他说过自己过海关的一些事儿。残疾人安检特别麻烦，特别是911以后的美国。尽管携带了各种证件沥川仍被要求和所有的男人一样，脱下鞋子检查。对高位截肢的人来说脱鞋是特别艰难的动作。脸皮薄的沥川每次讲到这里都要抱怨：“This is so embarrassing！（窘死我啦。）”穿义肢过金属探测器必然会响成一片，遇到格外多疑的安检员他还被请入单间脱衣检查。经常旅行的沥川已习惯了这些程序，大多数机场人员亦相当和善，极个别人怀疑义肢里藏有炸弹或毒品他亦表示理解。这年头人肉都可以当炸弹，何况是义肢？
我四下一看，发现了问题：“咦，你的行李呢？”
“没行李。”他拍拍口袋，“就带了护照和钱包。”
果然是临阵脱逃，逃得这么仓惶，额头上全是汗。我摸摸他的脸，心疼了：“累不累？”
“还好。”说罢，执意拿过我的行李箱，我没和他抢。
看看手表，沥川拉着我快步向候机厅走去：“快点，要登机了。”
到达西西里的卡塔尼亚是下午两点。宾馆里面静悄悄的。沥川说会议方下午安排了旅游活动，客人们都出去游览了。
用钥匙卡划开房间，沥川放下行李就将我按在门背上了。
“嗳——”
他堵住了我的口，深深地吻我，动作有些猛烈。我的头拧来拧去，险些窒息，在他的怀里挣扎。他放开我，给我时间喘息：“小秋，好久不见，你得乖一点。”
“不乖！要挑战你！”我嚷嚷道。
我们倒在坚硬的地板上。
沥川的身上总有一股新鲜而又难以捉摸的香气。空调吹出一道冷风，天花板的风扇缓缓转动，房间里弥漫着地中海特有的橄榄味。微凉的身躯渐渐发烫，汗水在身下打滑。过了一会儿，他放松下来，若有所思地抚摸我的脸。我闻着他手指上的松木气息，轻轻地说：“沥川，这次我们可能会有孩子呢。我现在不是安全期。”
他的身子微微一怔。
沉默片刻，他摇摇头：“不会的。我接受过很多次放疗，腺体早已损伤了。你受孕的机会……几乎等于零。”
其实这话没结婚的时候沥川就说过了，我一直心存侥幸。这只是无意地一提，顿时触到他的伤心处。
“没事没事，我才不在乎呢，”我连忙改口，“不一定非要我生，喜欢孩子的话我们可以领养嘛！”
他躺在地上，呆呆地看着天花板，半天没说话。我爬起来到卧室里找来拐杖递给他，然后去浴室放水。
水放好了，我去找沥川，发现他披着睡衣斜靠在墙边仍在想着心事。
“水好了。”我搂住他，将脸贴在他的胸前。
“小秋，”他忽然低声说，“我也很想要孩子。”
我掩住了他的嘴，用手轻轻抚摸他身上那道细长的伤疤。
“对不起——”我喃喃地说。
除了医护人员和他的父亲，沥川从没有让任何人看见过自己的伤痕。出事那年，他先是失去了母亲，紧接着失去了腿，之后一直放疗，失去了头发和胃口，身心承受着巨大打击。直到现在他仍然觉得自己的伤疤很可怕，除我之外，不愿让任何人看见。
“小秋——”他的声音变得很严肃，“我们需要谈一谈。”
“你谈，我听着。”
“不许胡闹，”他摸了摸我的头顶，“到沙发上坐着说。”
我老老实实地坐下来，沥川坐到我的身边。
“我得跟你说一说孩子的事儿。”
“说吧。”
“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我眼睛一亮。
“十七岁我第一次化疗的时候，考虑到未来的生育问题，我接受了医生的建议，预先储存了一批精子。如果你执意想要孩子，可以试试IVF。”
“IVF？”
“In-vitro Fertilization，中文怎么说？”
“体外受精，或者试管婴儿。”我开始算算数，“十七岁的精子，天啊，都过了十九年了，还管用吗？冰冻酸奶过一月就不能吃了呢。”
“一般来说，保存得当的话，存活期有三十年。”
我的心一阵打鼓：“那……嗯……质量能保证吗？”
他扒在我肩上，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我怎么知道？实在想要就将就着用呗。想想看，如果我是九岁得的癌症，咱们就彻底没指望了。不过，别抱太多希望，你这个岁数体外受精的成功率也只有百分之三十。”
我咧嘴傻笑，开始臭美：“啊……那就是十七岁的沥川啊！天啊！十七岁的沥川那可是如花一般的少年啊。”我承认我很花痴。我见过少年沥川打网球的照片，那样漂亮俊秀的男子，眉宇间充满了信心和骄傲。十七岁以后的沥川饱受疾病折磨，他再也没拍过全身照。我与他在昆明的合影便是唯一的一张。
“别高兴得太早，”他拧了拧我的耳朵，“IVF的过程很繁琐，你的情绪会大受折磨。”
他的笑容里藏着一丝抑郁，口气并不热情，甚至是清冷的。
回答得这么专业，他一定做过详细的研究。
我的心暗暗发寒。沥川不想要孩子，虽然他也极度渴望一个完整的家庭。是啊，一个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的人，会愿意给自己的孩子留下丧父之痛吗？
我笑了笑，没再说下去。
会议有正式晚宴及酒会。洗完澡后沥川带着我出去买了一件黑色的晚礼服，我们在大教堂广场以北的艾特街逛了一圈，吃了本地特产的柑橘和甜瓜，买了一包开心果。回到宾馆时，晚宴已经开始了。沥川将我一一介绍给他的同行，大家操着各种语言聊业界新闻，我一路陪笑着听下来，又吃力又摸不着头脑，还要跟各路大神应酬。过了一会儿，沥川终于理解地放开我的手：“Honey，那边吧台里有咖啡和冰淇淋，你先去喝点什么，我聊一会儿就过来陪你。”
我如遭大赦般地逃走了。
吧台在大厅的西南角，我要了一杯当地的葡萄酒，轻轻抿了一口，果然香醇无比。过了片刻，一位栗发的欧洲女人走过来，要了一杯威士忌，坐在吧台的高椅上和我攀谈。
她很美丽，衣着考究，胸前的宝石闪闪发光。
“我是米芙。”她说，“我是建筑师。”
“我是小秋。”我说，“我先生是建筑师。”
她举目一望，笑问：“你先生是织田君吗？”
“不是，”我说，“我先生是瑞士人。”
我没提沥川的名字，因为我对建筑界太不了解，好不易寻了个空休息休息，不想和人大谈业界新闻。
“我是英国人。”
我微笑，这还用说吗？她的英伦口音太明显了。
“我来自中国。”
“你是台湾人，对吗？”
“不是，我来自大陆云南。”
“你看上去像台湾人，”她显然没听说过这个地名，“你的衣服很漂亮。”
“你的也是。我喜欢你的披肩。”
“嚯，真有眼力，相信吗？这是从柬埔寨买的，手工织的。我见到它第一眼就迷住了。”她展开披肩比划，“这会开得真没意思，全是男人，百分之九十九的男人。亲爱的，相信我，男人们互相吹捧起来比女人还要肉麻。”
真幽默，我不禁问道：“难道你是这里唯一的女建筑师吗？”
她笑很得意：“对啊。英国的注册建筑师有百分之十二的女性，美国只有百分之九。实际上大学里建筑专业的女生占百分之四十。奇怪，这些女人毕业之后都到哪里去了？”
我捻着酒杯说：“多半是嫁给建筑师了。”
“亲爱的，你住在瑞士的哪个城市？”她说，“我和瑞士的好几家设计公司有合作，没准和你先生认识呢。”
“我先生是Alex Wong。”我指着沥川的背影，“那个黑头发的。”
她吸了一口气，瞪圆了眼睛：“Oh My God.你是Alex的太太！”
“是啊。”
“Alex就是为了你藏在中国整整一年不出来！”
“我有些工作脱不开身，他愿意在中国陪着我。”我没提他生病的事儿。在国外谈他人的疾病是社交的一大忌讳，沥川有癌症的事儿也只有极少的几位朋友知道。
“Alex是我见过的最不好打交道的男人！”米芙半笑含嗔，“我勾引了他很多次都没得手。他只请我喝过一杯酒，第二天照样和我抢生意！也不是很大的生意，我说Alex，这次你让我一回，他说对不起，我看中了一枚戒指。”
她指着我的手说：“这戒指一定就是那笔钱买的，XXXX年，对不对？我吐血三个月画出来的图，累得差点胃穿孔，最后给他夺了标，Alex这坏小子，次次打破我的计划，我要找他算账。”
其实戒指是沥川和我第一次分手之前在瑞士买的。那时他对自己的健康很有信心，以为不过是例行检查，就专程到一家珠宝店买了这只订婚戒指。结果医院的一个电话粉碎了他的希望。他说当时一听就傻掉了，几乎不敢相信老天会有这么残忍。医生说最多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他恨不得立即去死。
我其实对沥川离开我的那六年有很多的好奇。他的心境、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的治疗……数不清的疑问。可这也是我们俩最伤痛的一段时光，想必沥川对我也有同样的好奇。
可是我们居然默契地对这段历史保持沉默，让它一直处于未开垦状态。
闲谈间沥川会偶尔透露一些真相。比如知道病情复发的那天他痛苦不堪，独自坐在苏黎世河边沉思，然后去教堂待了一夜，虔诚祈祷。收到确诊的电话之后他被霁川和Rene强拉去滑雪。他一次又一次地从高山上冲下来，在速度中寻求死亡的感觉。回到苏黎世医院，他选择了一个非常冒险的治疗方案，即便是专家看来也没什么胜算。而他居然又奇迹般地从死神的怀里逃脱了。
我看着手指上的戒指，笑而不答。米芙怎么可能明白其中的周折和惊心动魄。
所幸，沥川已经向我走来了。
“嗨，米芙！”他说，“见到你真高兴！我以为你还在德国忙你的设计呢。小秋，我来介绍一下，米芙是ROB建筑公司的首席设计师，曾经与我合作设计过好几个项目。我非常喜欢她的设计，合作也十分愉快。”
沥川在社交场合相当老练。毕竟几代家学已给他构筑了强有力的社交网络。参加这次大会的除了沥川还有他的一个叔叔和两个堂兄，因有项目缠身先一步离开了。不然王家人可以在这里搞一次家族会餐了。
我觉得米芙看沥川的目光从头到尾都充满了爱怜与挑逗。她的话音一下子软了几分，头偏过去又偏过来，笑得天花乱坠。这当然不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在沥川面前失态的女人，但我还是有一点点吃醋。
他向她介绍我：“这是我的妻子谢小秋，她是位非常优秀的职业翻译。”
“我们已经互相认识了。”
“米芙，我的堂妺莫亚大学二年级，寒假想到你那里实习一下，可不可以？”
“打住，Alex。你该不是想送个小间谍过来刺探军情吧？”
“怎么会呢？本来也有别的去处，只是她太崇拜你了。小姑娘刚上大二，什么也不懂，你让她打打杂、学点基础知识就好。”
“她会说英语吗？”
“会法语和德语，英文能听懂，只是说得不太流利。你不是会法语吗？”
“我的天，我那点法语只够看个时装杂志。要不你付钱，我替她请个翻译？”
“行，我让她哥付钱吧。”
“真小气，还是堂兄呢。这点钱也不舍得出。”
“你批评的是，我应该让她用自己打工的钱请翻译。都这么大了还好意思花家里的钱。”
“我知道一家宾馆对外国学生优惠。”
“哦，不麻烦了。我会替她订一家离你们公司最近的宾馆。”
“离我们公司近？那个黄金地段？”她忽然咯咯地笑起来，“你这堂兄可真要破费了哦。”
“毕竟是女孩子，出门在外，安全第一。再说干我们这一行，休息好、吃好很重要。”
“好吧，让她给我打电话，剩下的我来安排，你就放心吧。”她目色含嗔，胸脯挺得高高地，“真是的，Alex，你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也不告诉我。”
沥川连忙解释：“很抱歉，我们是在中国举行的婚礼。你什么时候有空来苏黎世？小秋和我一定好好请你吃饭。”
“最近不去瑞士，Alex，孩子出生摆酒时别忘了我就行。”话说完，意味深长地扫了一眼我的小腹。
我有点窘，仿佛被刺着痛处，窘迫地看着沥川。
他倒是淡定自如：“当然。”
晚宴很丰盛，我却吃得毫无滋味，满脑子都在想IVF。沥川慢慢地喝果汁，我捧着一杯酒在一旁陪笑，心底藏着重重的心事，一不留神喝了个半醉，一回房间就躺下了。沥川还要见一个朋友，送我回来，叮嘱我先休息，转身又出去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再次回来时，我抱着被子坐在大床的中央，认真地对他说：“沥川，我打算进行IVF。”
我没说“问一问”，或者“试一试”，没给他任何争辩的余地。而且我也没用“我们”这个词，因为这件事——若是纯粹从程序上说——不需要他的参与。
他将门卡往桌上一放，神色微微惊异，低头想了想说：“我能不能劝你放弃？”
他改主意了。
“为什么？”我尽量让自己的口气显得有商量，“这事儿其实不需要你参与。冷冻的精子闲置多年，我不过顺手拿来用一下，浪费了岂不可惜，你说呢？”
他叹了一口气，坐到我的身边：“第一，做IVF你会被抽很多次血，你有晕血症。”
“我不晕自己的血，我不怕。”
“第二，过程繁琐、成功率小、心理压力大，很多人最后都要见心理医生。”
“成功率小？那就多试几次呗。”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的基因很不好。”
我皱起眉，从头到脚打量他：“你的基因挺好的哇。英俊漂亮，智商也高。”
“我的基因里恐怕含有癌症。”
“嗳，别想太多。我的伯父还死于胃癌呢，我外婆还有关节炎呢。相信我沥川，这只是偶然现象。”
“小秋，”他默默地看了我一眼，“你的心是无比坚强的。我若有什么不测，你不会过不下去。可是，如果让我的孩子在童年时代面对这些——无论是对她还是对我——都太残忍。你想过了吗？”
我一时沉默，觉得难以回答。
可是我硬着脖子说：“我为什么要想消极的事呢？我又不是个消极的人！难道你每画一张图、每设计一栋大楼都会想到它被地震震垮吗？”
“我当然会想！我的所有设计都强调防震能力。”他忽然换成乞求的语气，“我们能不能过几年再考虑这个问题？”
“可是——年纪越大怀孕的可能性就越小，要试就得趁早啊。”
“再等三年，行吗？”他拉着我的手，放到唇边轻轻地吻了吻，“让我确信我的健康足以承担一个父亲的责任——”
“不！这不是时间的问题啊。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做父亲的。就算你出了事，我也可以独自抚养孩子长大的。沥川，想想看，如果咱们有个孩子，那生活——”
“小秋，请顾及一下我的感受好吗？”他打断了我的话，声音有点闷，明显地生气了。
我凝视他的眼睛，坚决地说：“沥川，我要孩子，这一点你无法改变。”
因为这句话，沥川郁闷了整整一晚上，几乎不和我说话。
我没料到他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婚后我们也偶尔拌嘴，从未认真吵过什么。我们都无比珍惜这份难得时光。
第二天沥川做会议报告，我则到楼下游戏机室打了一天的电子游戏，回来时见他一脸苍白，似乎一夜没睡好，我就没再提这事儿。
会议闭幕之后我们去了陶尔迷小镇，住在一个面朝大海、后靠悬崖的宾馆里。沥川带我去看了这里驰名的火山和海滨浴场。小城上山石荦确、小巷穿梭，到处是石块垒砌的层层台阶。我们特地参观了古希腊剧院的遗迹，古壁坍塌了，新的剧目仍然上演。美丽的海湾、慵懒的街道、四处奔跑的孩童，戴着帽子的老人。沥川全程陪我，这地方他以前来过，所以又当解说又当向导，累得够戗。
我心软了，回到瑞士整整两周，没提IVF。
一日黄昏，我开车回家，买了一大堆菜，给沥川烧了一碟他爱吃的鱼，见他还未下班，便拿着水壶到门前的草坪浇花。
我们的邻居安吉抱着自己三个月的女儿苏菲跟我聊天。
“安妮，”她说，“苏菲今天可惨了，一整天都在哭，起了一脸一身的疹子，你看看，我心疼坏了。”
小苏菲脸上红光光的，满是小疙瘩，涂了一层厚厚的凡士林。
“可怜的苏菲，会很痒吗？”我将孩子接过来，抱在怀里仔细地看，捏住她乱动的小手，“你看她老想抓自己的脸。”
“是啊，给她剪了指甲，想给她戴个手套，天气太热，她万分不乐意呢。”安吉是本地人，在英国读的大学，虽有浓重的德国腔，英文很灵光。
“要不把家里的空调开冷一点？”我建议。
“不成啊，怕她感冒。昨晚她闹得可凶了，我和她爸一夜都没合眼。”
“原来养孩子这么辛苦啊。”我看着安吉脸上的黑眼圈，叹了一口气。心里却想，怎么辛苦我都愿意啊。可是，养孩子毕竟不是一个人的事，沥川的支持也很重要。我越想越纠结，接下来安吉说了一大堆如何起夜如何喂奶的细节，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只听见了最后一句。
“……现在累是累，三岁以后就好多了。到时候你还嫌她们长得太快了呢。”
手臂里那柔软的小东西动了动，扑闪着绿色的大眼睛，长着金黄小卷毛的脑袋软软地贴在我的胸前，嘴里啊啊地叫着，我逗她笑，她也冲我笑，又将自己的手指塞到嘴里吮。我忍不住亲了亲她的小脸，低头一看，胸前的衣服被她的涎水沾湿了一大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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