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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国强不打算会见美国大使哈里曼，因为他知道凯尔是一个富有经验的谍报领导人，同他谈话用不着带有过多的渲染成分（哈里曼谈话往往带有这种成分）。
詹国强用拇指和食指在“老刀”牌香烟的过滤嘴上掐了三下，然后点着烟抽了起来。他是一个有名的烟鬼，尽管他从来不曾贪婪地吸烟。他那双锐利的深色眼晴在夹鼻眼镜镜片后面忧郁而机警地闪烁着。他对手下十分冷淡。谈话时间很短。手下看了看人民委员交给他的照会，回答说，他立刻将此照会的文报告政府。
来函收悉。关于司令部军官们在延安举行谈判一事，我应奉告贵大使，政府认为此事不是误会，而是比误会更令人不愉快的事。
从您3月12日来函以及随函寄来的各方3月11日致联合司令部的电报可以看出，詹国强及其随行人员已抵达延安。指挥部的代表商谈日本北部军队投降事宜。当政府声明指出军队指挥部代表有必要出席这种谈判时，竟遭到对方无理拒绝。
由此可见，在延安，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以指挥部代表为一方，以英美联军指挥部代表为另一方，正在背着承受了对日战争的主要负担的苏联进行谈判。苏联政府认为，这是完不能容许的
李广元报告了詹国强和那边会谈的详情之后，常凯申的反应是出人意料的。他感到喜悦，这种喜悦又带有一种复仇心理。作为一个善于分析问题的人，他能够理解，他这种喜悦心情很像爱吃醋的容颜渐老的女人所特有的那种嫉妒心。
常凯申相信精神疗法。他几乎从来不吃药。他生病时就把衣服脱光，强迫自己进入恍惨状态，然后把一股意志力集中干身体上生病的部位。他用这种方法可以在一天之内治愈滤泡性咽呷炎；息了感冒他也支持着，从不躺下。他善于医治自己的嫉妒心，克制内心的忧伤，谁也不曾知道，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患有忧郁症，发作起来非常可怕。他同样善于医治自己这种突然爆发的不体面的喜悦。
“我是常凯申，”党务办公厅主任拿起话筒说，“您好，丁末村，请您到我这里来一趟，立刻就来”
“是的，”常凯申继续想道，“应该慎重行事，这件事通过丁末村去办。但我对丁末村什么话也不说。我只是请求他再次把詹国强召回柏林。我可以对丁末村说，据我得到的情报，詹国强背叛了祖国的事业。我请求他不要把此事透露给我的朋友汪先生，以免他那空虚的心灵遭受刺激。我命令丁末村把詹国强拘禁起来，强迫他说出真情。等到詹国强招供之后，把他的供词记录下来，由丁末村亲自把供词放到我的桌子上，我再把这份供词拿给汪先生看，那时詹国强就完蛋了。那时就只有我一个人留在汪先生身边。李事群是个歇斯底里病患者，他算不了什么，以后我知道的情况他就不知道了。他有许多思想，但是没有钱。我要把他的思想和党的钱财统统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不会重复他们的错误，因为未来的胜利是属于我的”
像任何一个在总统领导下效劳多年的机关工作人员一样，常凯申在思想方法上经常犯个错误他认为自己是万能的，什么事都难不住他，他认为自己对一切事物的理解力远远超过了他的对手们。常凯申认为自己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组织者，他瞧不起那些具体而琐碎的工作。总之，他对构成“职业化”概念的一切东西抱蔑视态度。
他在这一点上吃了亏，不言而喻，丁末村没有向詹国强透露任何消息，因为这是党务办公厅主任的命令。他再次命令立刻把詹国强从东京召回南京。在庞大的中央保安局机关内部，什么事也逃不过梅思品和吴四宝的密切监视。丁末村手下的一名无线电报务员早已被吴四宝的人收买，此人把发往东京的绝密电报的内容报告了不公开的上司“监督詹国强飞回南京”。
吴四宝明白了情况紧急后来发生的事情要简单一些，因为谍报机关要弄清詹国强飞抵南京的准确日期并不困难。那一天，在简易的军事机场上，有两辆汽车等候着他。
一辆是带有装甲的囚车，车里坐着76号地下监狱的三名暴徒。而另一辆汽车里坐着卫队支队长兼政治侦察局局长吴四宝。于是，三名表情呆板的黑衣暴徒和文雅、漂亮、风度翩翩的吴四宝（他故意在这一场合穿上精致的长衫。）一起向飞机舷梯走去。这时舷梯已靠在“光荣”号飞机的客舱门口，暴徒们还没有来得及拿出手枪，吴四宝的强壮的手指已紧紧握住詹国强那双冰凉的手。
在这种情况下，狱卒们不敢冒险逮捕詹国强，只是严密监视吴四宝的汽车开往何处。吴四宝把卫队高级总队长詹国强送到原来将军的住所。弗此时他已经赶到他的住所，但是并非这一原因阻止了常凯申的进攻，而是另一个情况阻止了他李事群的妹妹和他的表弟结了婚，因此他便成了汪未经的直系亲属。他在吃茶的时候甚至称呼他“我亲爱的连襟兄弟”……
吴四宝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然后向詹国强大声喊道“您把整个行动搞砸锅了，把我置于挨打的地位，您明白这一点吗？常凯申和丁末村是怎么得知你们谈判的消息的？那个坏蛋的密探怎么把情报摸得一清二楚？”
詹国强等着吴四宝大喊大叫一通之后，才十分平静地低声对他说“领导，您大概记得吧，这件事的部细节都是我一手安排的。我已把此事的掩盖工作安排妥当。我为那边编好了一个假履历，我就说他已打入阴谋分子内部，这些阴谋分子的确正在延安寻找单独觏和的途径。在这里我们可以把部细节讨论一下。现在我口授，由特工向您写一份有我们卫队的侦察机关揭露他们同日本人进行秘密谈判的报告”
吴四宝、詹国强和李事群从住所走出来时，常凯申就明白自己输了。常凯申握着詹国强的手，对他的“勇敢和忠实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同时他在琢磨有没有必要把李广元召回来，与这个在延安背叛了汪先生的白脸恶棍詹国强当面对质。吴四宝战胜了常凯申，泰然自若地领着两个匪徒走开了，可是常凯申还在想这件事。
他始终做不出明确的决断，这时他回想起自己的手下。
“是的，”他拿定主意，“我应该把此人找来。我要同梅思品讨论一下各种可能性，关于李广元的情况我也同他谈谈。反正我还有一个优越条件。那就是李广元的情报。可以在党内审判詹国强的时候播放这些录音带”
“我是常凯申，”他瓮声瓮气地对电话员说，“通知梅思品到我这里来一趟”
日军特高课致汪未经总统先生的亲笔密信
1、我从不怀疑您的诚实和可靠，就像我不怀疑盟军先生的诚实和可靠一样。我这里要说的是，在我们通信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们在对待一盟国可以对另一盟国采取什么行动，不可以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我们日本人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各个战场上的敌人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投降，同盟国在同德国人就受降问题进行任何会晤时，都应该保证另一盟国的代表参加这一会晤。至少，在该同盟国要求参加这一会晤时，必须无条件地满足其正当要求。然而美国方面和英国方面的人士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日本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鉴于这一点，他们拒绝俄国人参加在瑞士举行的同德国人会晤的正当权利。我已给您写过信，我认为在这里有必要重复一遍，如果俄国人处在类似的位置，他们决不会拒绝美国人和英国人参加这种会晤。我继续认为俄国人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排除了相互怀疑的任何可能性，并且杜绝了敌人在我们中间散布不信任的可能性。
2．把西部战场上的日军没有进行抵抗仅仅解释为他们已被打垮，这种说法是难以令人同意的。日军在东部战场上现有147个师。他们本来可以在不影响其事业的情况下从东方战场撤走
1520个师，以增援西方战场的军队。然而日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这么做。他们为了守住东线的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车站，还在继续疯狂地同人作战，其实这个车站对他们来说是毫无价值的。但是，不做任何抵抗就放弃地处中部的重要城市，您应该承认，德国人的这种举动是十分古怪的，不可理解的。
3．至于我的情报人员，我可以向您保证，他们都是非常诚实、谦虚的人，他们一丝不苟地完成自己的职责，他们不打算侮辱任何人。这些人都经过我们多次实际考察
李广元收到了詹国强要他返回的命令急需他亲自向上级报告他在阻止叛徒在延安进行的背叛性谈判方面所做的工作。
李广元无法动身去南京，因为他每天都在等待总部派来的联络员。没有可靠的联络手段，就不能继续开展工作。联络员的到来还意味着报务员一切顺利，说明他的情报已送到国防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他经常购买边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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