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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不是自然的本能冲动，而是被现代话语建构起来的，它受现代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爱情这个概念并不长久，至少在广大的第三世界是如此，但就是在这段浅短的历史中，它已然被大众文化塑造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神话母题，其触角伸及每一种文本类型，特别是在影视作品中，爱情已超出其职权范围，它拥有了魔力，可以“解决”太多问题。在影片《搜索》中，发生在女主角叶蓝秋与女记者（叶蓝秋网络事件推手）男朋友杨守诚之间的感情本身就可以被视作一种报复性的安排，让观众在逐渐同情叶蓝秋的同时，获得惩罚“肇事者”的快感，尤其当这段感情被证明是“真爱”（剧情中杨守诚亲口向女朋友承认），且伴有一方死亡时。影片一直将女记者塑造成整个事件不自知的推动者，直到叶蓝秋选择结束生命，这个推动者就成了**裸的刽子手，是实施谋杀的主体，进而在“正义得到伸张”的过程中成为遭爱人离弃之人。当一个宣称要反映、批判网络现象的文本最终不能免俗地投奔向了三角恋爱故事，当施害者需要承受爱情意义上的伤害反馈而非政治／法律意义乃至道德良心上的谴责，对于曾经承诺的批判对象——网络大众与网络暴力会如何处理？
答案是没有处理。观众会在影片逐步将女主角塑造成爱情“圣女”的过程中得到情感升华，以致忽略这个问题，或者得到某种想象性的神谕——爱弥合一切。至于网络暴力现象，它成为无根之木、无由之果，在该故事中是一种自发的存在，是爱情的佐料和助推器。如何用电影的方式去理解和批评网络现象恰恰是这部影片没有甚至不想去解决的问题。
2.隔离逻辑
《搜索》中的另一个腹语术是将女主角与外界隔离，这样的隔离被塑造成一直伴随着叶蓝秋的一种状态。从影片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叶蓝秋不喜社交，而且面临着普通白领的工作压力（老板的举动、同事的排挤），再加上自身的回避型人格（在身患绝症与舆论压力的双重压力下也不会主动申诉），影片还为她在公交上对老人做出“要坐坐这儿”的无理回应给出了合法性解释——得知罹患绝症噩耗时的恐惧与震惊。公交车上的场景大量使用过度曝光和慢镜头就告诉了观众主角处在一种恍惚的、没有接收外界信息的境地。如果说主角真的有什么与外界舆论接触的时刻，就是在市郊别墅上网的那一次经历，主角被网络中的谩骂与中伤震惊，愤怒地合上了电脑，而在这之后，她依旧选择与相爱之人在远离人烟之地度过最后的日子。福柯在分析圆形监狱时认为，将监视者隔离起来，能够令被监视者产生监视无所不在的错觉，从而造成极权；而在传统时期，人们会将传染病患单独隔离起来，这样被隔离者成了极少数，握有权力的隔离者就有可能对这少数人产生同情。在影片《搜索》中，观众们正是在女主角与外界隔离的状态中认识了她，并最终由她的死引发了观众完全的情感认同，于是网络暴力这个本身就很模糊的概念变得更加不那么令观众注目，女主角始终游移在网络舆论和社会大众之外，拉扯着生命中最后的爱人，在为自己的即将消逝唏嘘感慨，这样一来她的死更容易被解读成命运悲剧（绝症——救赎）或性格悲剧（孤傲——被误解），而很难被视作由网络暴力直接导致的现实性后果。
三、电影的操纵机制
对于意识形态批评而言，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在这一前提之下我们可以探寻出一条解读电影文本的路径，即通过分析“讲述神话的年代”的政治与文化变迁，把文本视为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运作的政治神话。对于《搜索》这样一部讲述当下生活故事的文本，它所讲述的年代与它所处的年代是重合的，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探寻它所宣称的批判目的与价值理念背后所存在的意识形态动机和政治意义。
1.电影与主流意识形态：共谋
以微博为代表的中国网络新媒体营造了相对于传统媒体自由性更高的公共领域，并通过塑造意见领袖、增强舆论造势等方式逐渐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合力，这股合力甚至达到了能与主流意识形态／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试比高的地步。但是，主流之所以为主流，正在于它诡谲的“接合”（斯图亚特·霍尔语）能力。在网络时代，统治者难以直接压制反抗的声音，而是需要给予反抗一定的空间，并做出退让的姿态让反抗者尝到甜头，从而让反抗陷入一种“捣乱—给糖—再捣乱—再给糖”的同一层次的循环中，无法触碰到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的底线，现在的各大微博平台正处在这种被戏称为“网民搬板凳看热闹”的状态中。电影《搜索》就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接合工具，观众无法从其中真正寻获对网络暴力的批判路径，那是社会学论题，影片难以做到，甚至不想做到。恰恰相反的是，电影想让观众暂时忘却这个问题，全身心地投入到一部充满了各种拼贴滥套的想象性文本中，在爱的感召、死的震慑、情感的升华中，观众的困惑可能会一扫而光。而文本结构中一直缺席的却正是它所承诺的批判现实的意识与勇气。
2.电影面对网民化的观众：退缩
早在本片的宣传前期，片方就曾以女主角叶蓝秋的名义在其广告客户网站开设了账号名为“蓝秋绽放”的微博，制造出虚实交错的关系以营造银幕内外的意义交流空间。影片正是选择在一个它所要批判的地域（微博——网络群氓聚集地）与它所要批判的人群（网民——舆论暴徒）进行“交流”，因为显然这些它要批判的人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步入影院去消费它的人。面对着已然网民化了的观众，电影是否有足够的勇气直戳观者的良心？撇开在当代社会“良心”也有被消费的可能不谈，至少对于影片《搜索》来说，它没有正视问题的勇气。首先，前文中已经谈到，影片试图以女主角叶蓝秋的死震慑观众，而事实上她最后的生命旅程中并行着几个可能导致她选择自杀的因素，网络暴力难以被视作最核心的那一个。其次，对于网络暴力的施暴主体——网民，影片采取了十分明显的回避策略，单靠将镜头对准虚拟出来的网络留言无法说明问题，只会让观众认为网络暴力是没有来由的存在。而影片在选择暴力的代表者时，也有意避开网络媒介和网络民众，选取了一位电视台记者作为整个事件的推手，体现在银幕上的也更多的是作为传统媒体的电视的推动作用。影片许诺批判网络现象与网络文化，却无法展现出网络众生相，甚至有意回避网民群体，因为只有这样，“观众席上的网民”才能心安理得地消费它。
四、结论
《搜索》很难被归结成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电影。在剧情设置上，它利用绝症与爱情并存的滥套、塑造自闭与待拯救的女主角来博得观众好感、激起观众情感共鸣，但对于它所一再承诺的揭示社会丑恶——更具体的是揭露以“人肉搜索”为代表的网络暴力行为的丑恶——却表现得难以令人信服。归根结底，《搜索》这样的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主流意识形态／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的化身，面对着网民化的观众，它无法做出敲击人心的举动，而只能拼贴一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要素与情节，试图将观众锁在座位上完成消费行为，至于批判不批判，不过是“给糖”般的一套说辞罢了。作为意识形态机器的电影究竟能在批判现实的道路上走多远？在商品化、消费化的社会大环境中，或许与电影想要批判的网络空间的影响力相比，电影本身的批判影响力已大不如前，毕竟在裹挟着自身意识形态检查、主流意识形态审核、商业化创作方式、消费者期许等因素中，电影俨然已是一部部负荷累累的大众文化文本，对社会现象做出所谓的批判也已越来越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