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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小报告。例如，有次参观炮台，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个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焘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参加其他国家驻英使馆活动，外国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鼓掌，刘锡鸿认为这是大失国体之举。郭嵩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和其他来宾一样翻阅摆在座位前的音乐单，刘锡鸿认为这样有辱身份，应该双手下置端坐，不应翻看东西。
还有，连郭嵩焘待客不用茶水而用银盘盛糖酪、夫妻擅自学习外语、与外国官员不作揖而握手、使馆开茶会让夫人出面、不按中国左为上而学西方人以右为上等等，全都成了郭嵩焘的罪状。甚至在刘锡鸿的小报告中，还上纲上线，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说成是故意向英国人示好而有意“诋毁朝政”，“常有怨望之心”，甚至有里通外国之嫌。
在开展工作极其艰难的情况下，郭嵩焘仍然忍辱负重，尽职尽责。
郭嵩焘这次出使英国本来有两个目的：一是作为清廷代表前往英国为“马嘉理事件”向英国政府“道歉”；二是留在英国，充任“首任公使”职责。到达英国后，一个事关国家尊严的问题摆在了郭嵩焘面前：是先“道歉”还是先递交国书？若先“道歉”，则有损中国形象；如先递交国书，而把“道歉”置后，因“马嘉理事件”正在气头上的英国必觉得未挽回面子而不满。后经郭的一番努力，两个仪式和并举行，化解了双方的尴尬。
他还圆满解决了觐见英国女王的行礼问题。中国曾要求西方人在中国皇帝面前行三叩九拜礼，为此曾发生过多次不愉快。这次郭嵩焘代表国家觐见英王是否要行三叩九拜礼？许多英国人都在等着看笑话。郭嵩焘非常机智，发明了以三鞠躬行礼，女王亦鞠躬还礼的形式，从而维护了国家尊严。
来到英国后，郭嵩焘勤于学习，敏于观察，善于动脑，很快进入角色。他亲赴下议院听议员责诘政府，考察英国的议会民主及自由选举制度。拜访和结识政府大臣、地方名流、学者科学家等。出席“万国刑法监牢会”，积极了解万国公法。亲自去工厂、港口、军舰、炮台、商行、银行、造币厂、电报局、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报社、税务局、织绣院、轮船制造厂、瓷窑等进行考察。
郭嵩焘还将考察心得不断寄回国内，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议。提出不仅要引进欧洲的“制器之法”，更要学习他们的制度。中国若不幡然醒悟，革故鼎新，急起直追，则势必西洋日强，中国日蹙。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郭嵩焘的这些建议虽然切中中国当时时弊和要害，但在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仍然占主流的中国社会，这些建议和信息有些惊世骇俗，这更加深了朝内守旧派对他的憎恶。
除此之外，他在公使任上为维护祖国的尊严与安全，也做了不少具体工作。比如他通过照会英国外交部的形式，清除了英国商会船只堵塞国内镇江江面问题。成功处理了英国商船撞沉中国商船，以及英国洋行雇员枪杀厦门渔民事件，迫使英方赔偿了损失。他还把有关国家安危的信息及时通报给清政府。
另外，为了加强对华侨华人的领事保护，他最早发明并倡议在一些国家建立领事馆。在他的争取下，中国先后在新加坡、旧金山、横滨、神户等地设领，在保护海外华侨华人的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开创性地首制使团外事纪律，向使馆人员提出“五戒”：一戒吸食洋烟，二戒嫖，三戒赌，四戒外出游荡，五戒口角喧嚷。成为中国最早的使团行为规范。
郭嵩焘的许多做法是在没有先例没有参照的情况下他自己首创的，为后来中国的外交工作尤其使馆工作提供了经验，十分难能可贵。
郭嵩焘与刘锡鸿的矛盾很快反映到了国内，国内围绕他们两个的是与非引起了洋务派与守旧派的新一轮角逐。
时已任德国公使的刘锡鸿，于1878年5月6日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告状信，全面列举了郭嵩焘在使馆的“十大罪状”。已同时兼任法国公使的郭嵩焘闻之，二人矛盾急剧加深，水火不容，已经开始影响国家声誉。不得已，清政府把解决郭、刘之争问题提上了日程。
以李鸿藻为首的守旧派借此发难，要求立即将郭调回作出处理。洋务派李鸿章极力为郭嵩焘辩护。1878年6月20日李鸿章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信，转述了中国驻德国留学生监督李凤苞对刘锡鸿的看法。说据李凤苞反映：西方国家对刘锡鸿评价不高，德国的报纸对刘锡鸿一直“颇有微词”，而且刘锡鸿工作姿态不好，很不负责任，经常“托病不出”。与此同时，李鸿章又写道：“惟目前筠仙（郭嵩焘）兼英、法二使，责任较重。”“英人尚无间言。”李鸿章故意用德国报纸对刘“颇有微词”与英国人对郭“尚无间言”作对比，以此来保护郭嵩焘。然而，反对郭嵩焘的势力非常强大，不少人不仅要求将郭嵩焘调回，还强烈要求将郭嵩焘查办治罪。李鸿章见情况对郭嵩焘已非常不利，又于7月10日给总理衙门写信。说：“惟英使一席，关系綦重，名位既须相称，才望亦要兼优。筠仙（郭嵩焘）尚为英人所推许，颇难为继。”他是以英使一职的重要性，以及继任人选的不好选为理由，不同意调回郭嵩焘，更反对对郭嵩焘治罪的意见。同时，在信中仍借一德国人之口说刘锡鸿“职任名望俱卑”，在德国“不甚见礼于当路”。如果调郭嵩焘回来，最好也将刘锡鸿调回。
但是，毕竟只是两个驻外使节的事，李鸿章为了不与守旧派搞得过僵，他又给总理衙门写信，亮明自己的态度。他在信中解释说：“盖深知筠仙心肠尚是忠爱一路，惟素性褊急，自出洋以来为刘云生（刘锡鸿）所窘苦，势难并立”，所以自己才写信谈了自己的观点。但对他们二人怎样处理，我服从朝廷谕旨和总理衙门裁决，只是希望总理衙门慎重处理此事。
开始时，总理衙门中的反郭力量占优势，他们原本决定只召回郭嵩焘，而刘锡鸿仍任驻德公使。根据刘锡鸿的提议，拟另派留德学生监督李凤苞任驻德使馆参赞。李凤苞是李鸿章培植的亲信，与郭嵩焘关系融洽，一直看不惯刘锡鸿的作为。虽然动议是刘锡鸿提出，但李闻听要让他做刘的副手，觉得与此人难以共事，十分不愿从命，四处找人说情拒绝。李鸿章抓住并利用了这个机会，于1878年7月18日又给总理衙门去信。他在信中提醒总理衙门安排人选时要“各得其宜”才能“各尽其用”，不能免为其难。还说，李凤苞在德监管留学生任务已经很重，再让他干此不情愿的工作，怕两件事都无法做好。最后，李鸿章又补了一句：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其人之德器名望概可知矣”。李鸿章意图很明确，谁都不愿与刘锡鸿合作，刘就陷入了“独立无助”的境地。从而实现总理衙门在撤换郭嵩焘的同时也要撤换刘锡鸿的真正意图。
紧接着，李鸿章又给总理衙门反映，一方面坚决反对对郭查办治罪，同时再次要求撤换刘锡鸿，说他横戾巧诈，对外影响实在不好。对李鸿章的意见，清政府给予了认真对待。经过激烈斗争，终使清廷改变初衷。1878年8月25日，清政府正式下令，将郭嵩焘、刘锡鸿同时召回，由曾纪泽、李凤苞分别继任，郭嵩焘不再予查办治罪。洋务派和守旧派两大政治力量围绕郭、刘之争双方最终打了个平手。
1879年1月，郭嵩焘正式卸任。郭嵩焘按国际外交礼仪，偕如夫人梁氏正式到英王宫向维多利亚女王辞行，这带夫人的做法是郭嵩焘有意的。因为按清朝封建礼教对“妇道”要求，女人不许参与政事，也不能在公众场合抛头露脸，否则即是“有伤风化，不成体统”。后来他带夫人向英王辞行的消息传回北京，再次引起封建士大夫们一片声讨，为此又给他增加了一条罪过。
但是，西方人对郭嵩焘的这些做法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这是他们“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听说郭要调走，英法官员和新闻工作者纷纷前来告别，大家表示出对这位“留下良好印象”的中国外交官依依难舍的心情。
1879年1月26日，郭嵩焘离开伦敦，启程回国。经几十天航行，最后抵达上海。本来，按常规郭嵩焘作为重要使节回国，应该进京述职。但慈禧太后传来谕旨，说不必再进京述职，诏即可退休回家。
5月5日，极度落寞的郭嵩焘乘船抵达故乡长沙。当时湖南正发生守旧排外风潮，郭嵩焘突然归来，犹如火上浇油，形势更为紧张。此时大骂郭嵩焘“汉奸卖国贼”、“勾通洋人”的标语揭帖已经贴满了大街小巷。作为二品大员，他的船抵达故乡，竟受到七品知县的轻慢，容许众多百姓在岸边对郭侮辱和唾骂，并阻止其船上岸。
对于家乡官民对自己的指责和怠慢，郭嵩焘蔑然视之。他说：“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还作诗言志：“傲慢疏慵不失真，尽留老态待传神。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世人欲杀定位才，迂拙频遭反噬来。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这不仅是他对自己一生经历和结局的感悟，也是他对清朝保守糜烂官场生态的无声抗议。
郭嵩焘蛰居长沙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经常就时事外交上疏朝廷，给在朝中任职的朋友写信，谈自己的看法和建议。闲居期间还想为国家社会做些事情，现在他就在家乡成立禁烟会，主动宣传禁烟。集资筹备成立船厂，发展造船工业。可惜搞的都不成功。
看着发呆的李鸿章！
光绪喊了两声。老头！老头！
剩下的交给郭嵩焘，让他到上海去办报纸，主要就是介绍欧洲的情况！
好了，还有西藏的是，太后已经有主意了，我觉得太后的想法很是不错！
接着光绪问道；“户部就真的没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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